文学史观念的多元化和叙述视角的多样化标志着文学史批评话语的确立与发展。女性文学史著以其独特的文化立场和批评视角跻身文学史史学这一新的学科领域，进一步证明文学史史学观念的变革及多元叙事的可能性，也证明了文学史学科建设的细化和深化；它打破了“男权中心”话语霸权对文学史话语权力的垄断，敞开了人为的历史遮蔽，亮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更清晰地显现出女性及其创造的文学艺术已上升为历史主体的一部分。文学史研究性别视角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即从男学者撰写女性文学史，到女学者撰写女性文学史，由“他者”的修史到女性主义烛照的女性文学史；由外在的女性视角到内在的性别文化视角；由精英者叙述的所谓“正史”到民间立场的“妇女口述史”；从宏观的妇女文学史的建设到区域性的女性文学史的开拓。这些女性文学史尽管文化立场不同，叙述视点各异，文本形态多样，但是却充分显示了文学史研究的生态平衡趋向。 新时期女教授、女学者、女性科研工作者的队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具规模，其专业基础、学术风范、治学态度、科研成果均显示出崭新的历史风貌。当代文学批评家陈骏涛先生认为新时期学术界有三代女学人，正是她们参与构筑了中国女性文学史这一宏大而特殊的学术工程。她们或者一直关注中国文学史宏大工程的学术研究，如陈美兰教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特别是长篇小说史的研究成就突出，在文学史研究领域确立了无庸置疑的学术地位。刘思谦教授长期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新时期之初就追踪文学思潮，敏锐的提出改革文学创作中的“开拓者家族”的新鲜命题，颇具建树。90年代进入女性文学研究领域，作为中国第一个“女性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其“女作家心灵史”的研究以及超越女性单性别研究、确立双性别研究视野等学术观点都颇具影响力，大大拓展了女性文学史研究领域。孟悦、戴锦华以及林丹娅、乔以钢等一批中青年学者，文化观念新颖，知识结构开放，女性主义视角、文化研究方法成为她们学术创新的重要因素。特别应当提及的是90年代登上大学讲坛和性别文化研究的一批学术新人，她们大都有博士学位，思想敏锐，较少传统束缚，又有新批评、新理论支撑，在女性和性别研究领域成果显著，新见迭出，李玲、王宇等是她们的代表，其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性别认同》获得学界高度评价，从实践上回应了“性别研究”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 确立文学史研究性别视角的特殊意义 文学史研究的性别视角的呈现大体有这样几种现象，首先是男性文学史家对主流文学史研究的同时，给予女性文学以特殊关注和系统梳理，这是大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一种特殊视角，至少在文学史叙述对象上有了划时代的变革；另一种情形则是女学者以女性立场、女性主体价值专注于女性文学史的研究，从叙事主体到文学史的对象主体都是女性，可以说，这是蕴含着鲜明的女性意识的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史；第三种，是指女学者介入中国主流文学史的研究，其间自觉不自觉地以女性的文化身份和审美价值渗透影响着主流文学的研究，给予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以女性观照，它改变了文学史研究队伍清一色的男性文化身份的局面。第一种现象在中国文学史史学建设过程中曾经以启蒙姿态，首先开拓了文学史研究的女性视角这一新视野，成为女性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源头，也证明了文学史叙述的多元可能性。第二种作为文学史研究在新时期出现的新气象，可以说彻底的改写了中国文学史以单性别观念、即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观念，确立了女性文学史的独立地位，堂而皇之的宣告“她们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她们的审美也是具有悠久的艺术传统的。至于第三种现象，往往是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实际上从冯沅君与陆侃如合著《中国诗史》开始，就已经开启了女学者作为文学史研究主体的历史。随着大学教育的发展，女学者、女教授的成批涌现，文学史学科建设中处处都可以看到她们辛勤耕耘的身影，甚至独立著史(多是专门史)的现象也不乏其例。 性别文化批评视角介入文学史研究，纠正了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不平等、不公允、不科学的现象。在文学史建设过程中性别歧视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即使一些著名学者和一些颇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对女性文学的创造力和文学作品也不予关注，甚至表示出一种不屑的态度，从而造成女性文学在文学史领域的盲区或空白。诚如一位女学者尖锐指出的那样：“打开几部曾作为建国后高校教科书的较权威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女性创造的空白之页，女性缺席的情形随处可见，这种系统的集体的缺席几乎构成了几十年现代文学史编撰中的一个盲区。在现代文学史编写日益革新完善的今天，审视、反思编写中女性缺席的基本形态、局限及其原因，应该是富于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的。”①上述这一观点的确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可以说构成了女性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前提。 性别文化批评视角，承认女性同男性一样具有非凡的审美创造力，具有深厚的女性文学传统，她们有自己的文学史。“女性没有创造力，女性甚至没有灵魂”，这是“男权中心”文化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不实之词。的确，无论从生理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讲男女两性确实存在差异，不仅存在着生理上的差异，也存在着鲜明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心理的差异。但这种差异绝不是智慧上的高低之差，母系社会人类生存和成长的历史早已证明女性的智慧及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是不可否认的。我们承认两性差异是要发挥性别优势、寻找互补性，从而在人种和精神层面缩小两性差异，并实现“异性同体”的理想境界。在精神生活和文化生产中两性的差异性必然要渗透在主体性、个体性极强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呈现在其精神产品的文本之中。所以两性文学在审美和叙事等诸多方面的性差是客观存在、显而易见的，这就为文学史研究的性别纬度提供了客观存在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