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H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08)03-0106-04 新文化运动在90多年前兴起以后，新文化运动者勉力提倡的白话文逐渐取得了它稳固的地位，取得了对于根深蒂固的文言文的决定性胜利。但是文言文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传统文言的文学表述功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仍然得到相当的珍惜与尊重，对于一些特定的文体而言，文言表述甚至具有白话文难以替代的作用。于是，原作为旧文化载体的文言文在新文化的历史语境中仍处于相当水平相当规模的存续状态，成为当代学术界和教育界不应回避的研究对象；又因为现代文言文的存续乃至一定意义上的发展变异，广泛地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对于这种对象的研究则不可能局限在语言学的领域内进行，至少它应成为当代语言学、文学和文化学研究不应回避且须坦然面对的学术现象。 一、写作主体代表的文化现象 所谓现代文言文，是指在现代历史时期内，在白话文已经取得正宗地位的情形下，仍然用传统的文言语式、句法甚至章法作文表达的汉语文体。显然，这里所说的现代文言文主要并不是指那些虽然产生于现代历史时期但实际上缺少任何现代气息和现代文化反映的文言文。现代文言文这一概念的关键是“现代”，是现代人利用文言句式和语法表达现代生活内容以及某种现代思维观念的特定文体。从文言文写作主体而言，现代文言文应是指现代文人或文化人的写作文本。这些现代文人中，可能包含着一小部分不愿意爽快地走入白话文写作的传统型文人，不过更多的是投入并适应了白话文写作但对文言文仍时时回顾的现代文人。在后一类现代文人中，有文学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和热情参与者，也有对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抱有抵触情绪的新派人物，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于文言文的回顾与迷恋共同构成了特殊的现代语言文化现象，反映着深刻的语言文化心理。 现代历史时期毕竟存在过一些纯粹的文化遗老，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表述习惯都倾向于传统文化，其所有的文字遗存一般以文言为载体，如自杀“殉清”且在《新青年》上都曾引起过热烈关注与讨论的梁巨川，他的《辛壬类稿》从语言到文体再到思想内容都表明他的旧文化立场和遗老身分。更著名者如王国维这样的国学巨擘，他们虽曾经生活在白话文已取得主导地位的现代历史时期，但他们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和思维习惯都适合于古典文言，对于现代白话语境显然有相当大的隔阂，这样的人往往以旧时代的遗老遗少的身份进入了新文化时代，带着对旧文化的深深眷恋，也带着固有的文言文写作习惯，至少在用语习惯方面客观上形成了与新文化相抗衡，与新思潮相抵触的历史格局。他们的写作也许只能算作现代历史时期的文言文，而不是典型的现代文言文。当然，这一类文言文写作主体为数本来不多，出自他们笔下的文言文不可能在现代文言文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 现代文言文的写作者中有这样一个不容小视的群体，他们的古代文化修养和文言表达功力或许不及王国维、梁巨川为代表的传统型文人，但其国学根柢、学术传承、语言习惯决定了他们对文言文表达的持久的兴趣，文言文写作在他们全部写作中所占的比例往往并不弱于传统型文人。甲寅派、学衡派文人的写作状况颇相类似，皆因嗜好文言而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顶风逆浪捍卫文言，引起了包括胡适之和鲁迅在内的新文化人士的猛烈抨击，又由于他们的文言写作功底并不像传统型文人那样厚实，常被新文化界人士挑剔出瑕疵和疏漏，由此形成的文字公案不止一件。类似的情形同样说明，他们对文言文的倾心、热衷已经到了不怕勉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痴迷状态，不过光凭着这样的热忱和精神，显然不能贡献出作风自然，规范正宗的文言文。学衡派、甲寅派文人在新文化运动中坚执地使用文言，阐述过许多在今天看来堪称精辟的观点。但由于他们从文章理念到操作都倾向于传统的文言文，便一度被新文化界目为宿敌。其实不应该简单地从语言习惯判断这批人的文化功过乃至政治倾向，甲寅派代表文人章士钊不仅没有拒绝写白话文，而且认为白话文比文言文更难写——“二十年前就做白话文，但是因做不好，所以不敢做。”[1]此话固然语含对于白话文的轻蔑，但也表露出一个习惯于文言写作的人不擅长甚至惧怕白话文写作的心理。高一涵记录的章士钊在某大学的讲演也是文从字顺的白话文，例如“人类的知识有限，世界中所有的思想都是从前所有的思想，绝没有什么新的发生”[1]225云云，可见他操作白话文绝无问题。他这样的文人之所以放弃白话文坚持操作文言文，实在是因为他的写作习惯、思维习惯更适应文言，所以觉得文言文更易于为他所把握，为他所操作，这样才有文言文比白话文操作起来更容易的“怪论”。不过他们所处的时代早已响起了文言大厦坼崩的声音，他们的文言文修养也已经不像传统型文人那么无可挑剔，因此常引起文字公案，难怪鲁迅等对学衡派的文言文从轻“估”之，对章士钊的文言文也加以“每况愈下”之类的嘲讽。这不过表明，在那样一个时代对文言文的文化认同不啻是一种冒险。文言文捍卫者的文化倾向常常被人们误解为知识性的错误或语言能力的低下。学衡、甲寅两派的文言文之常受嘲弄的某些文字缺陷，其实并不完全像鲁迅等所讽刺的那样，是因为写作者的“不通”，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文言文在他们的笔下，某种语言规范正面临着解体。白话文的强势影响，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都不可能不对传统的文言规范形成客观的挑战，前述文言文作品所存在的某种瑕疵和疏漏，既可以看作是写作者的“不通”和破绽，也可以视为传统文言文在现代社会走向必然变异的某种偶然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