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主义对现代文学的作用和意义，这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90年代以来，随着启蒙主义被思想界重新重视，现代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效地梳理了启蒙主义与现代文学的史实关系，加深了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着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启蒙”作为“主义”对现代文学的负面性认识不够，缺乏从启蒙主义角度对现代文学进行反思。本文即探讨这一问题。 一、启蒙主义及其反思 在当下语境中，和“现代性”一样，“启蒙”也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充满不确定性的概念。在西方，启蒙作为人类的思想行为和思想方式，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就开始了，但“启蒙”作为概念却是18世纪才开始流行。根据哲学家的研究，西方哲学史上的“启蒙是一个泛文化概念，它象征着人类精神空间的拓展、延伸、变化”①，除了理性、人权、自由、财富、社会体制等我们经常所说的内涵以外，“情趣与快乐”也是它的合理内涵。当然，这是在综合意义上而言的，实际上，在西方，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对启蒙的理解不同，也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有的人是在理性的意义上使用它，有的人是在进步的意义上使用它，有的人是在知识的意义上使用它，有的人强调它的道德理想，有的人强调它的自然人性等。康德关于“启蒙”的概念经常被人引用，“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②这里，康德显然是在进步的意义上使用启蒙概念的，同时，于康德来说，启蒙也是一种心态。 中国的启蒙概念又不同于西方的启蒙概念，“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与外国启蒙主义在其发生发展中各有自身独特的逻辑机制与演变规律，后者不能代替前者，它们即便有‘惊人相似’之处，也属异质同构。”③而在中国内部，启蒙的概念也各不相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不同于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启蒙，不同于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启蒙。“五四”时期的启蒙主要是“科学”、“民主”、“人的解放”，“个性主义”，“输入学理”，反传统、反封建专制等。而30年代张申府、陈伯达所倡导的“新启蒙运动”除了承继“五四”传统以外，还增加了新的时代内涵，张申府说：“凡是启蒙运动都必有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而对于30年代的中国来说，启蒙则主要是两大任务：“思想的自由与自发”；“民族的自觉与自信”④。这里，“民族的自觉与自信”显然就是时代的政治任务在“启蒙”上的“赋予”。张申府认为，不同国家的启蒙运动是不同的，“至于中国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内容当然更有所不同。中国新启蒙运动的发生，除了历史的原因外，至少可说是由于七种必要：一是民族自觉的必要，二是思想解放的必要，三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必要，四是新知识新思想(新哲学新科学等)普及的必要，五是铲除残余的封建恶流的必要，六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必要，七是救亡运动转向及扩大的必要。”⑤与“五四”启蒙运动相比，民族主义、民主政治、知识普及等都是新的内容。 但总体上，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字面上的望文生义，很多人都是在发蒙、脱离蒙昧等词源学意义上来理解启蒙的；二是西方思想来源，主要是源于介绍与翻译；三是在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也可以说是启蒙在中国特定现实语境中的意义衍生。具体在中国现代，启蒙主要是反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其目标一方面是建立现代社会体制，另一方面是开启现代文明，所以，“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出的两大口号——“科学”和“民主”基本上可以概括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基本内涵。“科学”主要是知识上的武装，与理性有关；“民主”主要是思想上的开启，既与政治有关，也与精神价值有关。“现代性”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五四”启蒙运动的表征和结果。 在西方，启蒙的根本目标是建立现代文明社会，事实上也是这样，正是长期的启蒙运动，西方社会从教会专制体制逐渐走上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国也是这样，稍有不同的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是为了救亡、为了富国强兵。美国学者施瓦支最早探讨现代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问题，他的观点是：“每当他们试图批判封建礼教的时候，救亡的紧迫和他们试图兼及政治革命的欲望，往往使他们中断自己的努力。”⑥这一问题后来被李泽厚加以详细的讨论，他认为，“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相互促进”，但“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⑦李泽厚所理解的“启蒙”显然是很狭义的，主要是指“自由平等民主民权”以及“个体尊严”、“个体权利”等，在这一意义上，并且限定于社会实践的领域，“五四”之后的确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但实际上，启蒙的内涵是很宽泛的，在思想的层面上，救亡也是启蒙的合理内涵。西方的启蒙主义也不仅只是争人权，它同样具有争取社会文化进步、增长财富的意思，启蒙也不是终极目的，社会进步才是终极目标。所以，启蒙与救亡的合流具有理论的内在性，而不完全是中国历史的特殊生成。只不过在中国，启蒙尤其具有工具性，它任何时候都没有脱离救国以及富国强兵这一主题。所以，救亡在思想的层面上其实也属于启蒙的合理内涵，我们不能笼统地把“救亡”和“启蒙”相对立，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有时救亡压倒启蒙，比如战争时期人们更关心战争的胜负，而思想问题相对地受到冷落，并且思想为战争的胜负服务，但一般意义上，救亡的理想以及其它社会理想都属于启蒙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