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看到的以无政府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为主要议题写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白浩《无政府主义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是第2部，第1部是孟庆澍的《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正像著作的题目所标示的一样，孟著主要集中于《新青年》同人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关系的研究，是横断面的文学现象研究，而白著则集中于无政府主义思潮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属于纵切面的文学过程的研究。但他们都对无政府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首先将这个论题提交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有开拓意义和创新价值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可以说他们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而从社会感受的角度，可以说他们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不但是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文学问题，同时也是当代世界、当代中国已经不能回避的社会问题。二者的交叉，决定了它的研究价值的重要性和深入开掘的可能性。 在给孟庆澍《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写的序言中，我主要从社会以及社会思想根源上探讨了无政府主义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基础，在这里，我想从西方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联系与区别的角度谈一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实际也是我读白浩这部论著的一点感想。 在我给孟著所写的序言中提到，自从国家产生以来的整个人类历史，实际上都是由两种基本的社会以及社会思想倾向构成的，那就是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是从强化国家管理职能的角度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无政府主义是从人反对禁锢和束缚的自由本性的角度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但在那里，说的是人类的两种基本的社会以及社会思想倾向，但这种倾向并不一定能够提高到“主义”的高度而进入人类的文化历史。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学说而正式进入到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一个极短暂的历史时期，白浩用无政府主义精神代替无政府主义思想学说是有其重要性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作为无政府主义精神，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它与国家主义精神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两大主脉，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贯穿的基本精神之一，但就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学说而言，它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并没有那些创始者期望得那么高，并且很快就被其他一些思想学说所代替，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影响也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大。 严格说来，无政府主义只是人的一种自然本能的欲望和要求，并不能构成一个严整系统的思想学说。作为一种思想学说的“无政府主义”，显然是以国家、政府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国家、政府的存在，就不可能产生“无政府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政治思想，一种国家学说，但这种政治思想，这种国家学说却是以毁灭政治、毁灭国家为目标的。毁灭了政治，毁灭了国家，它也就毁灭了自己；不能毁灭政治，不能毁灭国家，它自身的存在就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这就构成了一种二律背反，将自己绞入了一个虚无主义的怪圈。大概正是这样一个原因，在19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上，在政治领域，知识分子关注的始终主要是如何完善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国家的管理体制，而那些零星的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思想则大都在非政治学的领域中(如西方的宗教思想和中国的道家学说)中朦朦胧胧地表现着，主要关注的不是政治的问题、国家的问题，也不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所以没有一种名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学说存在。西方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 这种以无政府主义命名的思想学说正式产生于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下叶的西方社会。按照我的理解，它实际是在社会教育得到迅速普及、社会文化得到迅速发展、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得到迅速扩大而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统治力量也在空前加强的时候，在广大社会知识分子的强烈的自由要求与少数政治统治者残酷的暴力统治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和对立中产生的，在其背后则是“文”(思想学说)、“文人”(知识分子)与“武”(军队、警察、法律等政治强制性手段)、“武人”(运用军队、警察、法律等强制性手段对社会进行统治的国家政治统治者)的矛盾和对立。这为西方无政府主义的勃兴与发展提供了社会历史的条件，同时也为它的迅速萎缩和消亡奠定了社会的和思想的基础。说它是在人类文化史上昙花一现的思想现象，我认为并不为过。 西方的文艺复兴是西方近代文化的苏醒期，但它对整个西方社会的影响力量还是零碎的、不集中的，既没有力量颠覆中世纪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也没有力量反抗封建贵族阶级在政治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直到启蒙运动时期，西方近代文化的力量才出人意料地猛烈喷发出来，在西方社会才真正表现为一种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文化。它是以“人类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方面，它以“理性”的力量颠覆了西方社会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信仰；另一方面，它也以“理性”的力量颠覆了封建贵族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人类理性”像一个威力无比的炸药包，几乎同时轰毁了神权和王权这两个在过往的历史时代被普遍认为不可战胜的神圣权威。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那样一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就会感受到，“人类理性”在那样一个时代是以何等尊贵而又神圣的面貌出现在西方社会的啊！在那时，欧洲的领袖不是罗马教皇，不是路易国王，而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伏尔泰。在法国大革命中，激进主义的罗伯斯庇尔几乎主张毁灭人类历史上一切尊贵的东西，但他独独不许毁灭卢梭和他的思想学说。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胜利，也不是任何一个阶级的胜利，而是“人类理性”的胜利，是为人类建立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原则的那些启蒙知识分子的胜利。一个个资产阶级的王国建立起来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欧洲出现了。什么是资产阶级的王国？什么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在当时欧洲人的心目中，资产阶级的王国就是理性的王国，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按照人类的理性建造起来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什么最尊贵？思想最尊贵，理性最尊贵，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最尊贵。教育不再是培养极少数牧师的手段，它成了全社会都不能不重视的事业，是任何一个人都希望得到的权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从学校教育中被培养出来，与知识分子相联系的各种社会事业也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而所有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都是以那些启蒙思想家为榜样的，都想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思想学说，并以这种思想学说的力量整个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将人类社会建设成一个黄金的世界，一个完美无缺的世界。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时代，一个“主义”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