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份”：立场、原则的坚持与责任的承担 陈映真具有“中国人”的国族身份、第三世界左翼知识分子的阶级身份以及台湾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身份。也许不应否认某些先天种族的和后天环境的因素在陈映真“身份”形成中的作用。如血管里流着中国人的血液和父亲的教导使他从小认同和热爱着中国；生活于中华文化的氛围中，更加强了他对于国家、民族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认同。然而，从非本质论的角度言，陈映真的“身份”更主要却是“建构”的——它是作家在时代、社会关系场域中的生活经历和创作实践中所建立起来的。正如陈映真在一篇近作中所说的：“事实上，我对‘第三世界’的难忘的体会，不是读理论出来的，而是源自几次具体的感性经验。”① 进一步言之，对于陈映真，“身份”并非一种应景的“标签”或“口号”，而是代表着立场、原则的坚持与责任的承担。对“身份”的认知使他在实际行为中坚持某种原则和立场，而这反过来又加强了他对于自身身份的自觉，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加强。正是对于原则、立场和理想的坚持，使得陈映真成为左翼文学文化的一面思想旗帜，在台湾社会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尊敬。 陈映真从早期带有现代主义色泽的创作转向现实主义乡土文学创作的情形，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作家中具有普遍性。陈映真的特殊意义在于：其一，他最早觉察现代主义的弊端，撰写了《现代主义底再开发》等文进行细致的分辨和批评（包括对自己的剖析和反省），从而达成对“现代主义”的审视和扬弃。其二，陈映真从其切身的生活感受和文学实践中，获得了对于台湾社会结构的一个根本性的认知，即战后台湾在世界冷战和国共内战的重叠构造下形成了相应的意识形态交叠架构，而许多问题都由此而生，许多现象都可以用这种内战和冷战意识形态的作祟来加以透析和解释。其三，由此认知延展出与所谓“台湾文学本土论”相抗衡的“第三世界文学论”的建构和追求。正因内战和冷战，陈映真格外倾心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而所谓“第三世界文学论”，就是要使包括台湾在内的百年来的反帝斗争中形成的中国文学的个性，融汇于亚非拉被压迫被殖民的整个第三世界文学的共性中，并以此同一性取得相对于欧美东洋富裕国家文学的“自主性”，而非汲汲于强调台湾文学对中国内地文学的“自主性”。② 这样，在“第三世界文学”的整体中，中国文学的分裂问题无形中得到解决。这一思想成为70年代以来左翼乡土文学乃至当今“人间派”的精神龙骨。 陈映真对台湾“冷战—内战”相交叠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深刻认识是一主线，几乎贯穿其所有创作，对其“身份”的建构具有莫大的作用。这一认知绝非某日一时的灵感，而是积数十年之感受和思考而得到的结论，其间社会、文学思潮的激荡，起了重要作用。或者说，它是数十年来陈映真个人文学实践和台湾文学集体思维的产物，因此是极为真切和确实的。此外，陈映真的三种“身份”并非相互割裂，而是互相促进加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既然是“建构”的，就会有发展变化的过程。如果以1975年陈映真出狱为界，前期更多的是一种身处台湾窒闷困局中的直接感受、体验和形象表达；后期则对于台湾社会和政权性质、美国宰制的世界体系推行新殖民主义等问题具有更多的理性认识。在这过程中，陈映真的三种“身份”也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增强。 二、陈映真的“中国人”身份 在固有文化认同的基础上，陈映真亲身感受民族分裂、同胞分离的痛苦，因此满怀同情、不分畛域地描写两岸人民在台湾土地上的相遇、交汇和融合，在此过程中，其“中国人”身份不断得到确认和强化。具体说，由于内战，中国暂时处于分裂状态，陈映真敏感的文学心灵深刻感受两岸人民分裂的痛苦；由于冷战，美军、美援以及美国文化的阴影长期笼罩着台湾，这都反而使陈映真从小形成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得到了加强。因此，他在高中时代就参加了因刘自然事件引起的反美抗议活动，并在此后数十年始终坚持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立场；他关注着来到台湾的广大大陆同胞，出于大家都是“中国人”的认知，写出两岸人民在台湾土地上相濡以沫的情形。 年幼时陈映真最早感受到的是“国共内战”的阴影和恐怖的氛围：小学老师和邻居的被捕，学校旁边的政治犯监狱，车站张贴的枪毙人的告示，大人们充满恐惧和忧愁的眼光……这些印象化成了他早期小说中有形的故事情节或无形的背景氛围。于是作品中有那么多的非正常死亡，如《我的弟弟康雄》中空怀淑世理想而在现实中碰壁，在不可排解的内心痛苦中自绝的康雄，《某一个日午》中向往父辈建立新世界的理想，但开眼所见“无处不是腐臭和破败”、自觉“被阉割成为无能的宦官”而自戕的房处长的儿子，以及《第一件差事》中宣称“活着也未必比死了好过”而自杀的体面伟岸的中年男士；又有那么多的神经失常者，如《文书》中经历战乱坎坷以及在台湾亲手枪杀的政治犯竟是爱妻的哥哥等事件，幻觉中一只绿眼“鼠色的猫”如影随形紧跟着他而精神崩溃的军人，《凄惨的无言的嘴》中将逃跑被杀的雏妓尸体上的淤血伤口，看成一个个无言的嘴巴的精神病院病人，以及《永恒的大地》中充斥着“慌乱的气息，耕耘着病态的情欲，品味着死灭和绝望”的病态家庭里整天看天气准备乘船回老家的神经病的父亲。写于1960年的《家》中那个在“绝望的战争的阴影”中，为躲避兵役而耽留于升学补习班的少年，几乎每堂课都产生了“无数青而瘦的学子们的手在空中挥舞着，抢夺授业者的嘴里降下来的‘哈喇子’”的梦魇式幻象，使人深刻感知精神异常现象在那个时代的普遍性，而所有这些都与国家处于分裂和内战状态息息相关。 “内战”给予陈映真的另一个深刻感受，是目睹了那么多来自祖国大陆的因离乡别亲等原因而痛苦着的灵魂。1962年陈映真到军中服役，下层外省老士官的悲剧命运，让他深入体会了“内战和民族分裂的历史对于大陆农民出身的老士官们残酷的拨弄”。③ 于是他一再落笔于祖国大陆来台人士，也较早触及了两岸民众的相遇相处、相互接受融合的问题。除了陈映真自己列举的《将军族》、《文书》、《累累》等之外，《那么衰老的眼泪》、《某一个日午》、《最后的夏日》、《第一件差事》、《永恒的大地》等亦属此类。陈映真深切了解从大陆来的人们在那个“渺遥阻绝的故乡”，有魂牵梦萦的亲人故旧，有流亡、苦难经历的记忆，其生命经历烙刻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剧烈胎动和阵痛，在与台湾同胞遇合时，产生了一些难题。陈映真期待着双方同时克服和扬弃各自的偏颇。在作品中，他便“以社会人而不是畛域人的意义开展着繁复底生之戏剧”，④ 使两岸同胞能够“消失了畛域底差别”而以同甘共苦、祸福同担的共同命运之社会人的身份亲切自然地相互理解、同情、体贴和拥抱。如《一绿色之候鸟》中的季先生来自北方，而其妻却是当地农民的女儿，季先生在妻子入殓时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恸哭，让人觉得这里只有骨肉亲情而毫无“畛域”之分。作者又以“一只产生于北地冰寒的候鸟，是绝不惯于像此地这样的气候的，它之将萎枯以至于死，也定然吧”的叙述，表达对那些从祖国大陆迁徙“流落”到台湾的人们的悲悯和同情。也许正是早期对于民族分断、两岸人民分离的痛苦悲剧的观察和体会，成为他后来将消除民族分裂状态作为终生奋斗目标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