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

      时间：2008年4月22日

      地点：北京紫竹院李陀家中

      人物：吴亮（批评家）李陀（批评家）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2006级博士生）

      

      吴亮

      

      李陀

      批评的开始

      杨庆祥：我注意到你进入文学批评界的方式很独特，你开始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后来因为文章写得好，被调到作协做专业批评家。一个工人成为卓有影响的批评家，在九十年代以后就很少见了，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你能否谈谈这一过程，这与你的个人遭遇、八十年代的社会环境之间有什么联系？

      吴亮：这个故事我以前在其他地方也简单说过，现在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我1971年初中毕业，1971年年底进了工厂。工厂的生活不用说，和文学没有什么联系，当时我进的是一家小厂，不是那种机器流水线式的大工厂，管理不是很严格，比较自由散漫，当然劳动也是很繁重的。那个时候呢，首先是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你知道七十年代初没有什么电影可以看，没有现在意义上的业余生活，下班回家后只能是看点书，我们这代人工作之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阅读，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出去玩啊，打牌下棋什么的，但这些都没有占据我太多时间。阅读主要是凭兴趣，阅读多了慢慢就会形成一些自己的想法。

      这段时间除了看文学作品消磨时间以外，也看一些理论方面的书，当时比较偶然，我有一些朋友是干部子弟，他们家里有一些内部书籍，当时上海有一个编译小组，专门翻译内部参考读物，还有一些内刊，我记得一个美国“左翼”分子叫斯威奇，一个法国人叫勃兰特，这两个人批判苏联，热爱毛和中国“文革”。他们的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当时为了配合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还出了一些苏联小说，《落角》、《你到底要什么》等等。随着中美关系的慢慢解冻，和西方开始有接触，比如当时英国首相、日本首相刚来过，马上就出版希思和三木的传记，因为出版翻译受国家控制，出书速度很快，还有《阿登纳回忆录》、《出类拔萃之辈》等等。（李陀：有些书我都忘记了，你一提我就想起来了。）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阅读一些与当代世界有关的传记，我最早知道球王贝利就是从哪一本传记里面看到的，但当时没有电视转播，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踢球的。

      1976年之前的几年，我的一些中学同学在安徽插队，也有在内地工厂里做工人。每年十月之前他们就回来度假了，然后要混到过年以后才回去，他们都是一些爱读书的人，当时我们不大谈理论，大家都喜欢谈当时的政治，因为七十年代的前半段社会政治生活有很多波动，我进工厂的时候是“林彪事件”，批林批孔，接下来邓小平复出，又反击右倾翻案风，然后是“四五运动”和毛泽东去世。

      “林彪事件”以后其实我们就思考一些问题，开始反思毛泽东的路线，当时资讯很少，年纪又轻，虽然我们总觉得里面有问题，并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但讨论几乎没什么结果，因为讨论常常会把我们引向某个危险的结论。总而言之当时看的东西很多很杂，这种阅读的范围和图书获得的渠道使我在进工厂以后获得了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基本上是无序的，什么书都看，由于其中一些书是内部的，阅读的时候有一种紧张感，大家都会很快把它传阅，所有这些书籍可能都影响了我最早的思维方式。

      相对来说集中看马克思的东西比较多，当时也只有这些东西可看，马克思的理论，一些文章，包括文风我都非常喜欢。《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关于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等等，令人亢奋的文采，有些我直到现在还能背诵。对马克思的东西国内的出版社是不会删节的，我就直接看他们的全集，有好几十本，我早期的评论中有很明显的社会历史分析的色彩，也许与这种阅读经验有关。后来，七十年代末，中国出现了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面对这样的一些作品，我会很自然地去使用这样一些方式来进行批评。

      杨庆祥：也就是说其实你当时有一个读书的小圈子，好像在七十年代末这种情况比较多见。那你当时在阅读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吗？写哪些方面的东西？

      吴亮：当时并没有写作，但有这么一个准备期。我最早的写作实际上就是写信，和朋友交流。通信的时候经常会谈一些理论，但我们见面的时候不谈，我们知道日常生活中谈理论是很难谈的，但是写信能表达，无非就是看了一本书，有点感想，有点激动，或者如获至宝，但是具体是什么我想不太起来了，就这样一个过程。我有一些信留在安徽马鞍山我的一个朋友手里。当时安徽有个作家张弦，就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作者，1979年年底他到上海把他的一篇小说改写成电影剧本，叫《苦难的心》吧。当时高考已经恢复，我还在工厂里面。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我是张弦，你是不是有个朋友叫黄晓中。我说是啊，他说我是他的朋友，我想见见你，我们聊一聊。当时家里都没有私人电话，他电话直接打到我工厂，于是我们就约了时间，我还记得是在上海的永福路52号，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招待所，专门用来给那些来改稿的作者住的。我在那里见到了张弦，他告诉我他和黄晓中很熟，因为他和黄晓中的母亲在“文革”中都作为牛鬼蛇神一起蹲过牛棚，“文革”结束后，两家经常走动。有一次张弦去黄晓中家玩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有很多信，其实就是我写给黄晓中的，张弦看了几页后非常吃惊，说想不到还有这么些年轻人在思考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