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土地的基本元素和构成单位，泥土遍布大地，支撑着尘世间所有苦难的生灵，大千世界因它的仁慈和慷慨而绚烂多姿。泥土意味着生育，它是大地子宫的卵细胞，直接呈现在土地之表，以便于受孕。虽然泥土未能给中国古人孕育出似乎更为管用的一神教，以收纳无数孤苦无告的痛苦灵魂①，但它生育了众多灾难迭出、含辛茹苦、在土中刨食的中国人，以及跟他们的身份相匹配的动作／行为；尽管泥土不能生育时间——它归根到底只是时间的产物——但它能够生育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对时间的理解，这种特殊的理解刚好从一个隐秘的角度，修复了一神教的缺失对灵魂产生的可能性伤害。“时间是我们的生命，却是一些看不见的生长和死亡，看不见的敞开和关闭，看不见的擦肩而过和蓦然回首，除了在现场留下一些黑乎乎的枯叶，不会留下任何痕迹。”② 但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种依照季节转换而来的农耕模式，却是泥土馈赠给中国古人的永恒的时间形式——不断循环、不断向起点回归的时间形式，一种农业性的、带着泥腥味的时间形式。毫无疑问，起点意味着源头，意味着种子；向起点回归，就是向源头返进，向种子的方向回返。这种特殊的时间形式有能力提醒所有的中国古人：在那个神秘的起点处，埋藏着一个质地优异的黄金时代，埋藏着永远不会消逝的美好事物，并且是世间所有美好事物的集合。 无论是在最为隐蔽的意义上还是在最为彰显的角度上，诗歌最重要的主题都应该非时间莫属，其他一切主题——比如死亡、爱情等等——都是时间主题的派生物，就像加谬（Albert Camus）一本正经地说，只有自杀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哲学问题。因为时间，只有时间，才是人类最难以战胜和克服的终极敌手。尽管时间始终在敦促万物生长，但它也在不断催促万物的消逝。这样的说法也许对时间并不公正，因为相对于时间，我们并不拥有公正的能力。在它的场域中生长，在它的场域中消逝，又有什么不合理的呢？但诗歌有能力化解我们对时间的抱怨，也能让时间理解到：我们对它的不公心态其实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同其他所有艺术形式一样，诗歌也是人类追寻消逝之物的工具，是收集消逝之物的器皿，而一切消逝了的，才是我们最不愿意放手的美好事物——这不仅仅是个心理问题，更是一个心理事实。美好的事物之所以会消逝，端在于时间的不可逆转性，端在于我们面对时间油然而生的巨大的无力感；而在时间的怂恿下，一切事物都倾向于消逝殆尽。这就是寄放在人类骨质深处的最大悲哀和最大宿命：我们想要的早已被时光没收，我们不想要的却始终在胁持我们。因此，作为一种昂贵的人造物，“所有的诗篇都必须是关于消逝之物的，所有伟大的诗篇都是对消逝之物的悲壮寻找”。③ 诗歌之所以被人类器重，仰仗的就是它具有这样的功能。尽管这个功能是人类有意识地赋予给它的，但它确实既能缓解我们对时间的抱怨，也为我们的抱怨收获了难得的合理性。时间因此有义务原谅我们对它的不公正，宽恕我们的忘恩负义。 同古典中国固有的时间形式相比，今天的时间流逝得实在是太快了，远远超过了正常的物理时间和我们对它的心理承受能力，但现代人还在变本加厉地追逐速度，为时间的加速流逝鼓掌、喝彩和叫好，希图从时间更快地流逝中敲诈出更多的利润和利益。面对这种典型的、强行挤压时间按钮的现代疾病，诗歌对消逝之物的挽留、对时间的呵斥就显得尤为急迫。但挽留消逝之物并不是让时间坐在椅子上或蹲在地上静止不动，以让它的翅膀停息下来；所谓挽留，不过是动用回忆唤醒消逝已久的美好事物。它们全被囚禁在记忆的闸门之内。唤醒它们就是解放它们，这显然是一种善意的举止，但它也趁机安慰了我们：“如今它们都消逝了，那些／我们以为不会降落到自己身上的日子已经来临”（They are all gone now,the days/We thought would not come for us are here）④。而唤醒过去的最极端、最终极的目标，不是让今天重返祖先的居住地，重返被祖先不断肯定却消逝于时间之冥河的美好之物，而是要让过于快速的今天回返祖先曾经器重的时间形式——一种源自于泥土的时间形式，以便让它拯救今天过于变态的时间的流逝，进而让祖先朴素的情致、祖传的风度和古旧的氛围以细节为方式，溶解在今天的生活之中，在分子的水平上重新整合我们的生活。尽管这一切只能发生在想象领域，但它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无论现代汉语诗歌的体式、腰围和相貌在未来的岁月里怎样千变万化，它最重要的任务在理论上应该永远不会发生任何偏移：按其本意，诗歌总是倾向于“改变工程，但不更动计划”。 伴随着一维的、线性的现代性时间形式而来的，是进步和发展的神话⑤。它有能力诱惑越来越多的人集合在它的麾下，因为自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在矢志不渝地向我们许诺：将来会有一个黄金时代，一定会有一个黄金时代。同祖先们信奉的不断轮回的时间形式截然相反，未来代替过去，成为我们获取生活意义的最重要的保证与理由。它是我们生活意义的集散地和发源地。在现实生活中，向祖先的方向回归、对消逝之物的唤醒、朝美好事物的稠密地带返进，有充足的理由被认为是绝对荒谬的事情：在“未来神话”的逼视下，泥土终不免暴露出它腐朽和自我污染的特性。顺应着寄居于现代性时间形式内部的逻辑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的本意并没有得到善待，就像在“破四旧”运动中所有古旧的事物没有得到善待一样；在“崽卖爷田不心疼”的众多诗人那里，诗歌的本意被故意扭曲了，以介入现实、书写当下、反刍日常生活为借口，诗歌充当着欢呼时间不断向前滚动之集团军的孱弱组成部分。在对诗歌之本意一无所知的“便条集”诗人、拉罐诗人和卫生巾诗人的眼中，唯有成为集团军的组成部分——哪怕是最孱弱的一部分——汉语诗歌才可能得到人民的重视，语言性的诗歌和诗人才有可能从绝对的边缘之地，走向万众瞩目的、视觉性的电视和广场。这样的异想天开注定要自取其辱，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没有必要提及的众多诗歌丑闻，绝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现代性时间形式劫持了所有人和所有行当拼命奔向未来的情况下，诗歌和其他艺术一道，更应该遵从自己的本意，说服驱使它的人响应自己的号召，向种子的方向大幅度返进，在美好事物的稠密地带采摘已经消逝了的花朵，就像“飞鸟在地上行走也让人感到有翅翼在身”⑥ 一样。事实上，现代汉语诗歌并不缺乏这样的传统；远在民国年间的事情不必说了，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经部分性地给出了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