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在《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2期发表后，立即引起北京大学一些学者和学生的激烈批评①。除了文学因素以外，引发批评的一个特别原因是，《风雅颂》明显以北京大学为主要写作背景（不但将主人公任职的大学命名为“清燕大学”，还特意标明“清燕大学坐落在京皇城圆明园南边，院里绿树参天，古楼林立”，并且有一个与北大的未名湖名字相近的无名湖②），却对大学文化精神和高校运作机制缺乏基本了解，不但细节破绽百出，主体情节更荒诞不经，加之主人公杨科灵魂卑微、行为龌龊，其精神品格既与大学文化无关，却时时处处以“清燕大学古典文学教授”身份自居，对大学教授群体和大学文化构成侮辱和伤害。 对此批评，阎连科以多种方式做出回应。一方面，他承认自己对大学生活确实不熟悉，《风雅颂》无意影射任何知识分子，其实是他的精神自传③。一方面又称，小说是象征性的作品，故事总有其环境和背景，读者“犯不上对这件事多么认真”。在他看来，北大的教授、博士不能从小说的荒诞性出发而“对号入座”，是比小说更荒谬，并且是缺乏文学胸怀的可笑幼稚之举④。阎连科有关象征性文学作品的象征情境不必与现实情境对应的说法，得到了厚爱他的批评家和出版者的支持。与此同时，“单刀直入揭示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勇敢面对转型时期的大学面对的各种复杂问题”，又成为他们称道这部作品的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⑤。 本文暂且不讨论将一部“精神自传性”的作品寄身于一个与作者素无瓜葛又毫不熟悉的文化群体是否构成了名誉侵犯，而是仅从文学的角度探讨几个专业性的问题。首先，贯穿整部《风雅颂》的精神逻辑和大学文化的精神逻辑到底有什么本质性差异？这差异是可以被随意忽略的吗？在对大学文化精神完全隔膜的情况下进行夸张、变形、狂想式地写作，在对高校知识分子造成诋毁伤害的同时，对该作品的文学价值造成怎样的影响？第二，作品的象征情境和现实情境真的是可以脱离的吗？阎连科号称的“荒诞性”写作与其效仿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中荒诞派文学是一回事吗？在精神立场和写作技巧上存在着怎样的落差？第三，为什么一部作家的精神自传偏偏要落户于自己并不了解的大学、覆以并无深研的《诗经》？“清燕大学”和《诗经》的功用何在？所谓“渎圣”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其中蕴含着怎样不良的创作心态？这样的倾向蔓延下去对读者和文学本身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以“乡村逻辑”＋“奴才逻辑”演绎大学精神 或许是出于自我辩解，阎连科在小说发表几个月后出版的《风雅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不熟悉大学，如同大学的人也未必知道什么是大学一样。我在《风雅颂》中写的是‘我的大学’，‘我的乡村’，不是大家说的底层叙事中的乡村；这个乡村，也连接着大学背后的伟大传统。我在这个传统或者承载了传统的典籍中想象着大学。我的‘乡村’和‘大学’，由此不伦不类。” 阎连科在这里建立了几个概念也混淆了几个概念。按照阎连科的逻辑，小说中的乡村和大学的合法性都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而是自我想象的基础上，因而可以“不伦不类”。那么想象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连接着“我的乡村”和“我的大学”，所以，他可以基由“我的乡村”和“承载了传统的典籍”（大概这里指《诗经》）来想象“我的大学”。 老实说，在拜读了《风雅颂》之后，笔者实在看不出阎连科所说的那个“伟大传统”是什么，也姑且不论这种想象的推理逻辑是否成立，这里首先需要辨明的是，即使我们承认有一个连通各种文化形态的“母传统”，下面的各个子传统之间也是有着本质差异性的，尤其是形成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大学文化，其文化的核心精神——科学和民主、学术的独立和自由，恰恰是最不能从乡村文化和传统典籍中推演而出的。正是由于对大学文化中的现代文明精神内核缺乏理解，造成了阎连科对大学文化的本质隔膜，使小说的逻辑在根本处走偏，情节越离奇，小说也就越离谱。 《风雅颂》的中心情节是，清燕大学副教授杨科抱着自己五年的研究成果《风雅之颂》回到家时，出乎意料地将妻子赵茹萍和副校长李广智捉奸在床。杨科不但毫不敢怒，甚至感到“不安和愧疚”，连说“对不起”后退（第3页）。随后，杨科接二连三地向妻子和副校长下跪，乞求原谅并讨价还价。这种屈辱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作为一个副校长，李广智对副教授杨科有着绝对而直接的控制权。他既能批给杨科经费，资助其出版专著，评上教授、全国模范教师；也可以剥夺其教职，将之逐出校园，甚至经过一番权力运作后将其关进精神病院。在阎连科笔下，副校长像一个为所欲为的村长，他大笔一挥，可以将只有函授学历、只对“大明星的生活细节”有研究的赵茹萍聘为教授，很快升为博导（而且她讲课居然大受学生追捧并被列为校级观摩课），可以下文件通知将杨科不受欢迎的系选修课《诗经解读》改为理科生也必修的全校必选课。杨科在讨价还价中甚至请求副校长直接下令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可以没有，先秦文学这门课可以不讲，但《诗经解读》这门课不能没有⑥。面对副校长的欺辱欺压，杨科完全像个逆来顺受的人，不但毫不反抗，而且认为这一切天经地义。在他的世界里，人本来就是不平等的，人的价值等级完全取决于官职的等级，也演化为职称的等级。所以，正教授是“大写的人”，副教授不是，讲师更不是⑦。教授给副校长下跪是没有心理障碍的，去拜见校长更像是觐见皇上（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