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既然是当下历史语境中的文化主体对过去的想象和记忆，而非一个简单地由历史经验堆积而成的自然实体，因此传统的基本功能，就在于为主体在当下的文化选择和其基本立场提供合法性资源。从1930年代开始，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就开始有意识地总结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建构新文学自身的传统，试图把新文学自身的历史转变为新文学发展的合法性资源。到1930年代后期，新文学传统已经逐渐获得了元话语的性质，借助于新文学传统来确立当前文艺运动的合法性，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话语方式。抗战爆发之后，这种趋向进一步得到了延续和强化。以自觉地维护五四新文学传统著称的胡风，就曾多次强调，“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艺“建立了一个革命的传统，这是任谁不能否认的事实”，抗战文艺正是这个新文艺传统的在战争时期的延续和发展。① 在胡风看来，正是这个“二十多年来的新文学的传统”，教育和指导了新文学作家，使抗战时期的“整个文艺进程”获得了正确的方向，② 保证了抗战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除此之外，文协在组织和发起各种文艺运动的时候，也一直注意运用新文学传统来谋取相应的合法性。在新文学传统已经演化成了一股左右新文学发展方向的权力话语的情形之下，如何书写新文学传统的历史形态及其内部秩序，就成了与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和文学发展方向密切相关的话语实践行为。 作为一个以领导和组织全国抗战文艺运动为根本目标的全国性文学组织，文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积极参与抗战初期的鲁迅纪念活动，最终于1940年从新文学运动的角度，以集团的名义确立了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为以后进一步书写新文学传统的历史形态和内部秩序奠定了基础。 鲁迅逝世之后，上海进步文化界随即举行了盛大的悼念活动，由此形成了在鲁迅忌日开展大规模的全国性纪念活动的惯例。今天来看，进步文化界的这些纪念活动，一般都带有鲜明的现实功利目的，主要是为了借用鲁迅的影响力和社会文化地位，通过纪念鲁迅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文化主张和政治立场。但是，正像文学之为文学不是取决于自身的内在本质特征，而是取决于文学之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共识一样，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样建立在这些看上去与文学无关的纪念和阐释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影响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纪念活动，虽然与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没有多少直接关联，甚至和我们今天从新文学视野中看到的鲁迅存在着冲突，但却在扩大鲁迅的社会影响，确立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为后人从文学自身的立场来阐释鲁迅，确立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文化基础。 文协对鲁迅传统的书写和阐释，也是从参与这种社会性的纪念活动开始的。 1938年10月，鲁迅逝世二周年之际，正值武汉撤退。文协虽已经从武汉迁到了重庆，但留在文协武汉办事处的文协同人，仍然和鲁迅先生纪念会一起，“邀集在汉文化人，于十月十九日下午三时”③，在汉口举行了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这次纪念会虽由文协和鲁迅先生纪念会两个文化团体的名义共同发起，但鲁迅先生纪念会当时只有胡愈之一人，不可能承担什么实际事务，文协不仅承担了这次纪念大会的一切费用，而且拟定了在《新华日报》以文协名义出版纪念专刊的计划④，只是后来因故未能刊出。文协同人在汉口组织的这次纪念会虽然规模不大，但却自有特色：那就是除了张季鸾等少数新闻界人士之外，其余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当时在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的左翼进步文人，如郭沫若、田汉、胡愈之、冯乃超、叶以群等。加之周恩来和秦博古以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因为纪念鲁迅先生而特意赶来”参加纪念大会并做了重要发言⑤，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战斗精神，阐释了在抗战中纪念鲁迅的意义，故此这次纪念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左翼”进步文化界对鲁迅的公开评价。 就在武汉办事处的文协同人积极发动和组织纪念会的同时，文协也积极联络重庆文化团体，在重庆组织了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1938年11月12日，重庆文化界有关文化团体召开了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筹备会。在这次筹备会上，与会的二十五个文化团体“公推文协代表为主席，讨论纪念会筹备事项”，最后决定由文协等6个文化团体具体负责大会筹备工作。⑥ 据报告，文协主要负责相关的文字工作，一是“征集并分配纪念文字，以备个报纸出特刊之用”，二是“写纪念文字，并印成小册子，备大会分送到会人士之用”。⑦ 经过文协和有关团体的认真筹备，重庆文化界于10月20日举行了两千多人的纪念大会。⑧ 此外，文协会刊《抗战文艺》还编辑出版了“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特辑”，刊发了魏猛克、端木蕻良、方殷、沈起予、宋之的、梅林、老舍、姚蓬子等8人的诗文。⑨ 此后又接着刊发了周文和台静农为纪念鲁迅而撰写的专门文字⑩。这些纪念文字，大都以表达对鲁迅的崇敬之情为主要内容，虽然谈不上对鲁迅多少深刻的认识和分析，但却起到了扩大鲁迅的社会文化影响的重要作用，为此后的阐释和纪念活动提供了基础。 与武汉的纪念活动不同的是，重庆的纪念大会除了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劭力子担任主席并做大会发言之外，大会筹备组还“函请教育部社会部派员指导”筹备工作(11)，使得这次纪念大会带上了浓厚的官方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