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都有一个特殊的情怀，那就是关心家国胜过关心自己。文学家往往也以精英知识分子自居，把自己所从事的文学，当作一种表达家国情怀的神圣事业。这项事业是专门敬奉神灵歌颂英雄的，平凡人生在此没有生存和空间的摆放，解放后的17年散文创作，将此推向了极致。然而，上世纪90年代，散文创作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以史铁生、贾平凹、刘亮程为代表的一批散文作家，以边缘生存者的姿态，关注平民百姓的当下生存。在散文创作中自觉减弱了家国情怀，增强了对于个体生存的思考。作家自觉摆脱了经营立场，放弃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位置，让自己站在普通生存者的位置上，用散文创作探索平凡生存者如何摆脱人生困境，思考普通生存者怎样才能活得具有价值与意义，他们用自己的生存智慧创造了属于这一时代的“有意思”的散文形式。 生存无非是一个不断突破个人在被抛境遇中已有的各种局限和束缚，向着自由之路不断迈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个生存者都双脚紧蹬大地两眼巴望蓝天，他越望见蓝天的高远，就越觉得大地是一种局限，他越感受到大地的局限，就越向往蓝天的高远。这一境遇激发人们顽强地挣脱局限，执著地追求自由，竭力用自己的生存勇气克服各种屯蒙险阻，不屈地走向自由之路。人对局限的每一次克服，向自由的每一次靠近，都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幸福和快乐的享受，因此，人克服局限，奔向自由的过程又是感受幸福和快乐的过程。史铁生在《答自己问》一书的代序中这样写道：“残疾是什么呢？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你们想看而不能看。我呢，想走却不能走。那么健全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很难说，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一样。痛苦和幸福都没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完全是自我感受。因此，谁能够保持不屈的勇气，谁就能更多地感受到幸福。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这就是命运，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在这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所以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毫不特殊。”[1](P217) 关怀个体生存，呵护个体人生的作家，把写作当作自己作出艰难的人生困境，获取生存自由的人生实践，他们通过构建“有意思的文学形式”来认识自我，实现自我。也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活动能够得到自我认识，并且为他们的自我实现有所帮助。他们知道，向死而生的凡人从来都把自己的生存历程当成一个追寻生存意义，创造生存价值的历程，人不愿意在混沌中混迹，不愿让人生失去价值与意义，一旦人生失去价值和意义，人对自己在生活世界的存在就会产生一种无票乘车的惶惑和焦虑。所以，早在古希腊时期，哲人们就提出，一个清醒的生存者首先应该关心自己，只有关心自己的人才能实现自己，为此必须认识自己。然而，人怎样才算认识自己了呢？18世纪的哲学家康德认为，关心自己的人必然关心如下三个问题，希望搞清如下三个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希望什么？中国新儒学的大师牟宗三则提出，关心在即的人必然关心如下四个问题，渴望搞清如下四个问题：（1）我应当做什么？（2）我可希望什么？（3）我能知道什么？①我能以“识”识是什么？②我能以“智”知什么？（4）人是什么？进行生存探索的作家们认为，为平凡生存着探寻认识自我，实现自我的途径，帮助他们更好地关怀自我，既是中西哲人们的责任与使命，更是作家们的责任和使命。因为，文学是人学，人生的课题，自然也是文学家进行审美之思的对象。文学家都以为人类关心自己认识自己探寻管道和尺度为使命，以自己的文学能解决部分人生问题，让人觉得自己在世界中的生存有理由，活得坦然为荣耀。 二 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严肃散文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为生存寻找理由，让人生活得坦然的活动。史铁生说：“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他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是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若不能明白则还不如不活那就干脆死了吧。所以人会自杀，所以人要写作，所以人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这道理真简单，简单到容易被忘记。”[1](P217) 史铁生对文学创作的上述思考，他在《我与地坛》等作品中对生存意义的探索，在90年代的生存探索散文中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它不仅探索和回答了残疾人关于物质与精神，苦闷与快乐，自杀与写作的问题，而且，对我们每一个关心自我、渴望认识自我的平凡生存者，解决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贾平凹90年代的散文创作，也以自己的平凡人生经历为对象，进行认真的生存思考与探索。这些思考与他自身的生存状况直接相关，是他真切的人生体验和思考的结晶。他对自己的散文有这样的评价：“早期的散文是清新，优美，但那时注重文章的作法，而那些作法又是我通过学习别人的作法而形成的，里边可能有漂亮的景物描写，但内涵是缺乏的，其中的一些看法也都是别人已经有过的看法，这是我后来不满意的。后来的散文，我的看法都是我在人生中的一些觉悟，所以我看重这些。”[2] 贾平凹这个阶段对生存的思考、看法以及表现在散文中的“意思”，常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正如有人评价他散文创作时说的：“对佛禅的虔诚已成为作为一个现代文化人的贾平凹身上精神品格的一种‘原始’显现。‘原始’的宗教对宇宙自然生命灵魂的另类阐释，那种带有‘史前文明’特色的认知观，使得它在现代社会里成为人类文明文化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一个构成，并因此成为文明时代一些‘最现代’的文化人的最后精神归依，如牛顿如托尔斯泰如林语堂。”[3] 贾平凹生存思考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超脱，超脱的方式和途径多种多样，贾平凹选择进入禅境。禅给贾平凹带来了观察天地自然的新眼光，带来了体验世界人生的新精神，为他解除家庭变故的痛苦找到了一剂良药，为他摆脱世事纷扰的疲惫找到了一席憩息之地，为他进行文学创作更新了一支笔。 生存探索阶段，人们口口相传的流行话语是“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害怕没有钱，什么都可以有，就是害怕有病。”[4](P256) 这话特别适合于一个商品意识日渐浓郁的社会。用商品意识来思考，生存所需的一切都需要用钱去买。有钱，虽然不一定能买到所有想要的东西，人起码有一种买主的尊严，觉得腰杆硬，心里踏实。没钱，一样东西你都别想据为己有。囊中羞涩，你只能望货兴叹，一腔悲酸，这是常识。吃五谷生百病，有病，人就会身心疲乏，无精打采，饱受身体疼痛、精神寂寞的折磨，这也是常识，更是人人都怕的经历和遭遇。人活着都想活得富裕活得健康，富有能使人产生良好的生存感，健康能使人充满活力地克服各种局限和束缚。富裕健康的人生使生存者在为自由奋斗时更加信心十足，这也是常识。然而，常识不等于正确。因为，贫穷也许会增加人们追求自由之路的曲折，疾病也许会缩短人们向死而生的途程，他们无疑都是限制人生自由的绳索，然而，克服怕的观念，与其进行斗争的过程，何尝不是人们获取自由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当然，人不是神，贫病交加的时候，都难免会消沉、悲观，甚至产生虚无感。但是，无钱时就自卑自贱，一有钱就自我膨胀；无病时怕得病，一有病就想到死，则是一种更可怕、更让人不自由的病。如何战胜这种病，使人的精神获得更大的自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