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学家陈仲义先生《感动 撼动 挑动 惊动——好诗的“四动”标准》一文的发表，引发了新一轮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热烈讨论。仅新世纪以来，大体同样的讨论就已有两次，分别由2000年《诗刊》下半月刊和2004年10月《江汉大学学报》发起组织，响应者不少。在此之前，1997年由诗学家王光明先生发起，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联合举办的“武夷山·现代汉诗诗学国际研讨会”，以“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为主题，所开启的在“现代汉诗”命名范畴下有关“诗歌本体”问题的理论研讨，以及由权威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于1996年至2002年之间，连续多次组织的有关“‘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的大讨论，实际上也都是对诗歌“标准”问题的一些分延性的深入探讨。短短十余年内，对大体同一命题的不断切入，且不断形成热点，只能说明，这一看似总是“不得其门而入”的诗学命题，确实是新诗理论研究始终绕不开去的大难题，试图对此大难题有所解决的愿望，也显得越来越迫切。 一个命题反复被重新提及，又反复以无可总结而结束，再等待新的提及，是否是个“伪命题”？至少，仅就现实中的新诗创作来看，这样的讨论对其几乎产生不了什么作用，诗人们想怎样写照样怎样写，而当我们感到对此已无话可说的时候，诗歌自己却早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展示出新的景观。于是难免让人对这一命题的根由提出质疑：它何以存在又有何意义？ 由此推论，就涉及到对新诗之“伪”的追索。新诗自诞生之日至今，有关“新诗只有新没有诗”的指认便从未断过，乃至有更极端者认为新诗的存在是一个百年“大谎”。极端者之言显然不足为论，但前者的说法却颇值得引入对“新诗标准问题”之真伪的推论。也就是说，假设承认新诗百年，从驱动到结果，其总体发展态势，确实只是唯新是问，任运不拘，谈不上或还顾及不上诗之本体的建设与发展，则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暂时失去了立论的依据。反之，若认为新诗百年，已经在创作实践中具备了本体意义上的诗质的认同，此一立论才具有学理上的合法性。 如此强词夺理般的机械推论，只是为重新认知新诗的现实存在及其与“标准”问题的关系理清思路。 新诗百年，从外在形式看去，除了分行和字数少之外，似乎再无文体标志可辨识。即使是分行即如何建行本身，也无可通约的标准可言；字数的简约也多以只在字数，而并未完全达到审美意义上的简约。尽管在新诗发轫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便已有闻一多“新诗格律化”主张的提出和“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鼓吹，以及后来卞之琳、林庚、冯至等前贤对新诗技巧与形式的惨淡经营，以求找到新诗“自己更完美的形式”，[1] 寻求新诗形式的规范及至定型，但最终还是被后来各种各样的“新”所淹没不计，以至到今天依然需一再重涉那个从一开始就不断涉及的“标准”问题。 然而有意味的是，若单从结果来看，正是这样无所不自由的写法，却支撑了百年新诗的强势发展，从而为我们民族的精神空间，撞开了新的天地，继而成为百年中国人，从知识分子到平民百姓，尤其是年轻生命之最为真实、自由而活跃的呼吸和言说，也同时成为东西方精神对话的有效通道。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内地的现代主义新诗潮运动，更是在不断消解狭隘的阶级利益与狭隘的民族利益的困扰，顽强对抗封建残余与意识形态暴力的迫抑的奋争中，最终以独立的现代精神人格和独特的现代艺术品质，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学接轨，成为20世纪人类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以发现，任何时候对新诗的任何发问，都要首先面对并认清上述悖论，而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讨论，更是只能在这样的悖论前提下予以展开。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诗不成熟的“肉身”与早熟的“灵魂”，何以能越百年而自由共生协调发展？亦即唯“新”是问的新诗，何以取得依然属于“诗”的审美品质与审美效应？被称之为“新诗”的诗性之“性别”又属之为何？ 二 新诗之“新”，比之古典诗歌的“旧”，看起来是外在形式的区分，实际上是两种不同诗歌精神亦即“灵魂”的分道扬镳。尽管，当年胡适先生确实是经由诗的语言形式方面为新诗的创生打开的突破口，但不要忘了，包括新诗在内的所有新文学的发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借道而行”的产物，本意并不在美学意义上的语言、形式之“道”的探求与完善，而在借新的“灵魂”的诗化、文学化的高扬，来落实“思想启蒙”与“新民救国”之“行”的。换句话说，推动新诗发生与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之根本，是重在灵魂而非形式的，由此渐次形成的诗歌欣赏习惯，也多以能从中获取所谓“时代精神”的响应为标的，并渐次成为新的欣赏与接受程式。这也便是新诗百年，总是以内容的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力作为压倒性优势，来界定诗歌是否优秀与重要的根本原因。而新诗的灵魂也确实因此而得以迅速成熟和持续高扬，乃至常常要“灵魂出窍”，顾不得那个“肉身”的“居无定所”了。 显然，新诗的诗性，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同于古典诗歌。时至今日，诗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诗歌是语言的如何说的历史，而不是说什么的历史”[2] 等观念，几乎已成为一种常识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但落实于具体的诗歌写作，在年少的新诗这里，却总是以“说什么的历史”带动或改变着“如何说的历史”，“灵魂”扯着“肉身”走，变动不居而无所不往。这里的关键在于，百年新诗所处历史语境，实在是太多风云变化，所谓“时代精神”的激烈更迭，更是任何一个历史上的百年都无法比拟的，以致回首看去，百年新诗历程更像是一次“急行军”而难得沉着，更遑论“道成肉身”式的自我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