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即使是在已经初步进入到工业化阶段的二十一世纪初，它的大多数子民还依然是农民身份。在长期的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地位始终是最低的。虽然有所谓“士农工商”四民等级之说，但实际上，除了个别农民通过农民起义的极端方式获得过非常态的利益外，它基本上是以沉默和分散的姿态承受着社会最大的压力和最多的灾难。由于文字普及和社会等级制的限制，农民自身的文学始终以边缘和低层次的状态生存，在历史上，它只通过有限的几次“民歌采风”得以部分保留，除此之外，它几乎湮没在历史的流变之中，没有得到自足的呈现。 在封建等级制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传统主流文学对农民这一群体基本上是漠视的。正如五四文学先驱们所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学，“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①。它所承担的主要是为封建帝王做“家谱”和为封建文化“载道”的任务，最多还加上文人们的自我抒怀和相互唱和，农民阶层的生活和声音是很少被反映到其中的。显然，以“沉默的大多数”来形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学中的农民，无疑是合适的。 中国新文学诞生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大的改变。这首先是因为新文学面向大众的基本宗旨，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矢志于“平民文学”和“人的文学”，决心革除传统文学与社会大众相疏离的积弊，农民作为社会大众的主体成员，自然会与它相遇。正因为这样，新文学的第一个小说家鲁迅在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不久后，就将笔触伸进了农民生活这一领域，并以不懈的姿态将它作为自己始终的关注对象之一。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学发展，乡村和农民一直是其最重要的文学场景和文学形象，乡土题材成了新文学中最兴盛、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创作。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新文学精神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新文学的基本指导思想，给予了新文学作家与农民之间深在精神渊源充分展示的机会。由于中国社会的构成特点，新文学的作家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乡村，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多在农村中度过，并普遍有血缘和亲情之根牵系在乡村之中，他们的精神文化也不可避免要受到农民文化的影响。在传统的封建文化背景下，这种情感和文化联系往往处在受压抑的位置，阶级间的巨大差异和“文以载道”的思想重负，使作家们不可能公开表示对农民的精神亲和，最多不过是抒发一些“悯农”的情怀而已。但新文学引进的“民主”、“平等”思想，以及所遵循的“人的文学”主张，却使作家们与农民的情感和文化联系有了充分呈现的可能。事实上，在新文学的大多数历史上，许多作家并不避讳自己与农民的情感和文化关系，如沈从文、师陀、贾平凹等作家更公开以“我是农民”的身份自居，也不乏赵树理、浩然等作家以“为农民写作”作为自己显在或隐在的精神指向。 当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在物质还是在文化方面，农民还并没有取得与其他阶层真正的平等，还有不少的作家对自己的农民出身，甚至为自己创作的“农村题材”而感到精神的压力。即使是像沈从文、贾平凹等公开以自己农民身份为自傲的作家，内心深处其实也未尝没有更复杂的心态②，浩然等作家的姿态和创作实际之间更存在着政治主导的根本性精神反差③。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农民生活迅速进入新文学创作并很快成为主体内容的同时，作家于乡村的关怀，与乡村的文化联系，也必然会进入文学世界，并对他们的创作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使乡村题材创作成为新文学最主流创作的同时，乡村关注也成为萦绕许多作家整个创作生涯的基本精神。所以，尽管就主体精神而言，新文学是以西方现代文化为主导，其文学形式也主要以西方文学为榜样，但农民文化对新文学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复杂的，包括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审美上，农民文学的色彩和传统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在新文学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新文学与农民的密切关系还与二十世纪的社会环境有关。新文学发展的近一个世纪历史，正是中国革命的进行与成功之时，农民在这一革命中承担了主力的角色，尤其是在特殊的战争政治时代中，农民和乡村的意义被深刻地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经验相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们代表的是本土生活，也被赋予了特别的精神内涵。此外，建国后乡村生活复杂而广泛的政治改革运动，也深刻地影响了新文学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尽管在特殊的政治时代下，这种关系可能是一柄双刃剑，它既促进了新文学对乡村的关注，却也伤害了新文学的自主性，并在深层次上伤害了新文学与农民的内在和谐。但从另一方面讲，在时过境迁之后，它又可能促进新文学对这一关系的深层反思，“文革”后新文学乡村题材创作取得了超越以往的更高成就，正可以看做是这一反思的直接结果。 二 新文学与农民关系和谐最直观的表现，自然是以乡村和农民为叙述对象的文学创作，也就是一般称为“乡土文学”的作品。但是，“乡土文学”概念与乡村和农民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错位，或者说，这一概念中的文化内涵盖过现实内涵，不仅是反映乡村和农民生活，更是反映乡土文化意识的。正因为这样，当叙写乡村的新文学发展到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其现实意味胜过了文化意味，也就不被人们当做“乡土文学”来看待，而普遍被称做“农村题材小说”。也有人因此而放弃了“乡土文学”的概念，转而以“乡村题材文学”来代替。混乱概念背后折射的是新文学与乡村和农民之间的疏离，也内在寓含着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我以为，要谈新文学与农民的关系，也许需要抛开“乡土文学”，改用“农民文学”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还没有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它确实是客观的存在，其基本内涵是：将农民作为文学的服务对象，或者自觉将文学创作作为农民的代言工具。在新文学历史上，“农民文学”经历了几起几落的复杂过程，更蕴涵着复杂的内在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