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广为人知的《碧玉簪》并非程派戏，而是在新中国旧戏改造中脱颖而出的越剧改编本，1963年拍成电影全国公映①。然而，著名戏剧艺术家程砚秋与该剧有不解之缘。 1924年，一代义士罗瘿公病故，未编完的《碧玉簪》由金仲荪接手完成。痛失良师的程砚秋（艳秋）没有消沉，照例拿着新戏本子来到王瑶卿家中，请他设计新腔，指导排演。没想到梨园行的这位“通天教主”随意翻了翻就扔在桌上，说这种戏只能拿到天桥去演。一句冷话成全了心高气凛的程砚秋，被视作天桥货色的《碧玉簪》成为他自导自排自己设计唱腔的第一出新戏，此后每有新戏他都自己创腔排演。王瑶卿瞧不起《碧玉簪》，只是嫌其出自地方戏，地方戏岂能同京剧相提并论②？不料这个戏上演后颇受欢迎，较之地方戏原本“场子编得紧凑，词句也趋于雅驯了”③。程砚秋以天生“悲旦”的艺术造诣征服了观众，座中有人赋诗曰：“艳情容易至情难，歌者悲凉听者酸。留得金闺标格在，千秋风义付伶官。”④ 所谓金闺标格、千秋风义，显然是从传统士人眼中评价剧中人在隐忍中坚守的闺范礼义，正如程砚秋《检阅我自己》（1931）一文所引罗瘿公的编副旨趣，“不与环境冲突，又能抒发高尚思想”。盖因罗、金二人皆从政潮中警醒而引退，洞悉“搏击”之有弊无利，而宁怀忧患悱恻之心。但也有观众发表酷评：“贤妻只是一种非人的生活，良母只是一种不人道的心理，这是《碧玉簪》告诉我们的。”对此，程砚秋坚持认为：“虽然见仁见智，也许各有不同，但这个副总是有向上精神的。”⑤ 而程腔及其表演风格的沉郁幽咽、柔中蕴刚、怨而不怒，也正合表现剧中人蒙冤受辱、悲愤难平的境遇。 该剧说的是，明朝吏部尚书李廷甫将爱女秀英许配翰林之子王玉林，秀英表兄顾文友因求亲不成嫉恨在心，串通媒婆偷得妆奁中的碧玉簪，假造秀英写给他的情书，暗置新房门口。玉林中计，疑妻不贞，碍于情面又不便张扬，使秀英不明不白受尽折磨。归宁之期，玉林拒绝同往，且差人送信，命她当日返回。秀英含悲忍气，积怨成疾，母亲前往探女，亦遭玉林羞辱，愤而函告丈夫。李闻讯赶来问罪，玉林道出情由，李怒极而欲杀女，幸有婆婆相护，秀英申辩，验对笔迹，再审媒婆，真相大白，李携女归去。玉林悔恨不已，发奋苦读，赴考中魁，手捧凤冠霞帔到岳家去赔礼。秀英心灰意冷，严词拒绝，后经婆婆解劝，玉林跪地认错，她才不计前愆，破镜重圆。相比一般“人情戏”，《碧玉簪》在艺术上比较成熟，堪称越剧的“骨子老戏”，至今常演不衰。 一 越剧《碧玉簪》，自1950年代中期改编上演到1960年代初（特别是1963年电影公映后），在戏曲评论界引发了持续争鸣。从集中于《上海戏剧》1963年10—12期的评论来看⑥，首要的问题，就是关于主题思想的争论。何慢评价该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摧残与迫害”，是个“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坚实的优秀传统剧目”。王一纲则认为这是一出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坏戏，“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宣扬“奴隶哲学”，“为王玉林和他所代表的婚姻制度、男权思想作辩护”，“其思想倾向和客观效果都是于人民不利的”，“并且涉及如何区别宣扬封建道德与暴露封建道德，如何区别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等理论问题”，在未经“脱胎换骨”的改造之前根本不应上演。亦渢等人持中间立场，指出这是“传统剧目中精华与糟粕混杂在一起的最典型的剧目之一”，“既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又同时宣扬和维护了封建道德”，因而要“审慎”对待。由此主题争议，进而牵涉到对于矛盾性质、冲突主线及其风格特点的讨论。一说该剧的基本冲突是“妇女对于新的美好生活的憧憬与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统治势力的矛盾”；一说这是“善恶斗争”，主要矛盾不应放在秀英和玉林之间，“而应是误会的一方与造成这个误会的阴谋者之间的矛盾”，即这对夫妻与设计害人的表兄及媒婆之间的冲突。该剧是悲还是喜的风格，有人认为“应当处理为悲剧，‘送凤冠’一场戏冲淡了封建压迫的残酷性，应当砍掉”；为加强悲剧性，就连《三盖衣》一场戏，以及婆婆做梦抱孙孙等情节也曾删去；但也有人提出“这个戏是由于误会产生矛盾的，只要误会解除了，矛盾就不存在了，因此它只能是个喜剧，建议必须要保留‘送凤冠’”。而作为越剧《碧玉簪》的主要整理改编者之一，导演黄沙曾在《我对〈碧玉簪〉的简要分析》（1962）一文中确定主题为“通过一个善良女子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制度对妇女的摧残与迫害；同时也对王玉林的种种恶毒行为进行了讽刺与批判”，《归宁》、《三盖衣》、《对书明冤》、《送凤冠》四场戏最能揭示主题。而矛盾主线应是夫妻间的冲突过程，并非“坏分子破坏家庭幸福”。剧目风格则是“悲喜剧”，随着剧情发展两种情调交错进行，“总是产生又悲又喜的效果”⑦。 上述争议所汇聚的焦点，就是“大团圆”结局《送凤冠》：到底如何评价这场戏？该不该接凤冠，该不该大团圆？当爱戏如命的何慢肯定这场戏“意味着人民的理想——尊重妇女的人权——战胜了封建道德”时，王一纲从阶级观念出发予以批驳：“李秀英的出气表面上看来好象是歌颂她的胜利”，实质上是“以三从四德的道德观为本，忍耐、妥协、屈从而获得封建统治阶级的赏识，使一时专横的王玉林为了整个阶级的利益也不得不跪送凤冠”，所以“批判的是王玉林个人，而获得肯定的是封建制度和伦理关系”。亦渢认为《送凤冠》“在客观上就宣告了封建道德的胜利，冲淡了戏的主题思想和现实意义”，因此“婺剧中以李秀英见凤冠时怨恨交加、吐血而死的悲剧结局是比越剧合理得多”。婺剧老戏中，秀英被父踢死，顾某送官问斩，玉林愧恨碰死，人称“三家绝”⑧。而如此惨烈的悲剧并没有在民间流传下来，这本身不就表明，《碧玉簪》的“大团圆”虽落“俗套”，毕竟还是人心所向？但在阶级论和封建道德论的新意识形态强光下，评论者大多忽略了观众接受层面的感情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