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的一个巨大“情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继承”或“弘扬”传统几乎是不变的、永远“政治正确”的口号。因此，对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来说，它具有“元话语”性质。但是，传统究竟如何继承，或者究竟什么是我们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又一直是困扰我们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我们对待传统的问题上，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潜在诉求：只有与传统联系在一起，才能够确定我们的文化身份，这就是民族性。在过去的理论表达中，只有民族的才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才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中，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只有民族的，才能够保证国家文化安全而抵制强势文化的覆盖或同化。应该说，这两种理解的功利性诉求所建构起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传统文化显然不止存在于功利性的意识形态的表达中。事实上，在现代性追求的过程中，社会求新求变的激进演化，总体性的传统文化已经无从表达。在我们感受到的生活中，到处是钢筋水泥的森林和与国际接轨的新近时尚，特别是以电视、网络为中心的新型媒体，几乎彻底改变了我们认知和感受世界的方式。那个总体性的传统日渐淹没于红尘滚滚的现实世界中。 另一方面，传统又确实是我们的文化母体。无论社会以怎样激烈的方式发生变化，总体性的传统还是幽灵般地支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即便在文学活动中，我们熟知了再多的西方理论或创作方法，文化传统还是顽固地存活下来。在近期的小说创作中，文化传统的“复兴”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这就是体现在当下小说创作中的民间文化、文人趣味和乡村的世风与伦理。 一 神秘事物与民间文化 通过对新世纪小说创作的观察和分析，我曾提出“边缘文化与超稳定文化结构”的看法。这一看法的提出，是缘于大量的小说创作对过去被我们忽略、甚至批判乃至抛弃的文化资源，重新得到关注并注入了新的理解。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有关，一方面与作家对本土文化新的理解有关。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和“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诱导下，我们的文学焦虑不安，在急于获得西方承认的心理诉求下，只能“跟着说”。这个结果伤害了中国文学的自尊心。于是，从本土文化寻找文学资源就成为作家自觉的意识并逐渐形成潮流。关仁山的《白纸门》就是在这一潮流中意识和特点鲜明的作品。 《白纸门》开篇描绘的场景是冀北海滨雪莲湾的冬季，一个无所事事的渔民在火盆边吸烟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个开篇的叙述中，有几个独特的关键词是我们不熟悉的：红海藻、门神、梭子花、大铁锅、闰年谣等等。事实上，在《白纸门》的“引子”《鹰背上的雪》中，这样的关键词出现了49个，而这49个关键词也恰恰是《白纸门》49个章节的标题。 这是一部表现当下农村日常生活的小说，但日常生活仅仅是作家现有经验的文学化呈现。比如当下农村改革的状况，变革的农村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等等，但我们看到的这些现实的生活在小说中更像是一个“由头”，更像是要通过这些“现实的生活”表达一种非现实的东西；这也是一部表现人性的小说，但这个人性不是我们惯常看到的人与人交往中流露出的善与恶，也不是在突发事件、在戏剧化的场景中所表达的人性极端化的心理或行为。而是所有的人性似乎都被纳入到了一种“规训”的掌控之中，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人性有了顾忌或敬畏，为所欲为在雪莲湾难以大行其道。 小说似乎是以麦家祖孙三代人：七奶奶、疙瘩爷和重孙女麦兰子的生活和性格展开故事的，但它又不是一部家族小说。这个家族与雪莲湾的民俗风情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麦家”的历史就是雪莲湾的历史，麦家的风俗影响或塑造了雪莲湾的文化或生活方式；小说的空间在雪莲湾，但雪莲湾的时间源头却是不可考的久远历史。这个历史仍然与麦家有关：“古时候发海啸，雪莲湾一片汪洋，七奶奶的先人会剪纸手艺，平时就在门板上糊上剪纸钟馗，家家户户进水，唯独七奶奶先人家里没进海水。这下就把白纸门传神了，家家户户买来白纸，请七奶奶先人给剪钟馗。明眼人一看，雪莲湾家家户户都是一色白纸门了。”与门文化有关的还有，谁家男人死了，要摘下左扇白纸门随同下葬，女人走了要摘下右扇白纸门下葬，新人入住要重新换上门，贴上七奶奶剪的白纸钟馗。雪莲湾的风俗就这样延续下来。这大概是小说对《白纸门》唯一作出注释的“词条”。其他没有作出注释的“词条”，都隐含在雪莲湾的生活词典里。也许在作者看来，民间生活的秘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而这个不可言说的有意“省略”，恰恰是小说的高明之处。 《白纸门》表达了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表达了现代没有边界发展的困惑和隐忧，当然，它也检讨了百年来对传统文化彻底排斥、抛弃乃至毁灭的后果。《白纸门》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对民间文化或民俗民风的呈现与描绘。它像“箴言”或“咒语”，它不能改变现实却预言了现实。我们可以说它是“迷信”、是非理性，但它却是雪莲湾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是对超自然力的信仰而形成的观念以及在观念统治下形成的态度和行为。这种超自然力，既包括人格化的力量（如神灵），也包括非人格化的力量（如法术）。一般来说，民间信仰缺乏统一的神系、固定的组织以及统一的教义，因而在形态上同制度化的宗教有较大差异，并因此而长期被人们普遍以‘迷信’相称，来强调它与科学的对立，特别是与狭义‘宗教’（高级宗教）的区别。但其实在本质上，它同各种高级宗教是一致的。从客观的经验来看，或者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均属于非理性的范畴。在人类学、民俗学当中，与制度化的宗教相对，民间信仰常被称作‘普化宗教’。对于中国的民间信仰，有些学者又常常称之为‘民间宗教’，并且把它看作中国民众自己的宗教。”① 文化人类学或民间文化研究专家正确地指出了“民间信仰”的功能或价值。而《白纸门》重返民间文化，重新表达对神秘事物的敬畏和顾忌，意义显然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