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1949—1966年的小说的讨论过程中，一些研究者使用了“革命通俗文学”这一概念①，这一概念不仅涉及到《白毛女》等“现实题材”的作品，也包括《林海雪原》这一类的“浪漫故事”。但是，我以为，在这一概念的使用过程中，需要讨论的，不应该仅仅只是小说的结构类型，更重要的，似乎还应涉及写作者的叙事态度，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非现代精英知识分子的态度，这一态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支持，也就是说，正是经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群众”这个概念才会被有力地“嵌入”到当代文学的结构之中，并进而导致这一结构的种种变化。这一变化的形式表征之一，即是当代文学的通俗化倾向。可是，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革命通俗文学”仍然是一个后设的概念。事实上，在1949—1966年代，当代文学并没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雅／俗”之分，即使在严格的分类意义上，将这一类小说定义为“革命通俗文学”，那么，进一步需要追问的可能是：为什么在这一时期，“革命通俗文学”会成为“国家文学”，或者“国家主流文学”，并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叙事方式。而在另外一个方面，这一类小说大都是在讲述一个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或者说，是对“革命”的某种历史演义。在这一意义上，黄子平则使用了“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概念，并据此展开对这一类小说的分析和评价。② 因此，我在此主要讨论的，不仅是“革命通俗文学”为什么会成为“国家主流文学”，同时，也想进一步讨论，这一重述革命历史的意义究竟何在，以及为什么这一革命历史的重述会以一种“通俗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所谓的“通俗”，不仅含有“英雄”的元素，也包括“传奇”的叙事特征。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从“英雄”到“传奇”，则是一个从“真实”到“浪漫”的过程，也是一种“凡”与“奇”的分野。而此一“凡”与“奇”的分野，恰恰是一种“新异”的想像领域的被重新打开，按照孟悦的解释，“传奇”这一想像领域往往含有“非非”式的主题③。因此，更需要讨论的，也许正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当代文学致力于打开“传奇”这一“新异”的想像领域。 一、“平凡的儿女，集体的英雄” 如果我们暂时不去讨论“革命通俗文学”这一概念是否具备了解释上的合理性，仅仅就它所指称的具体的文学作品，包括这些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通俗化倾向，那么，我以为，对这一现象的讨论，还应该回溯到所谓的“解放区文艺”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通俗化”、“大众化”不仅得到了革命政治的大力支持，同时，更获得了“文学正典”的合法性地位，而这一合法性则被周扬通过对“赵树理道路”的总结解释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的一个胜利”④。 显然，在这一文学“正典”化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明显来自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支持⑤，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就已经展开的有关“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以及“抗日战争”的整体的历史背景。 这一历史背景的重要性在于，正是因为战争的爆发，导致了中国现代史上知识人口的大规模的地理迁徙。这一地理迁徙给文学带来的空间影响则正如周扬所说：“战争给予新文艺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使进步的文艺和落后的乡村进一步接触了，文艺人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进一步接触了。抗战给新文艺换了一个环境，新文艺的老巢，随大都市的失去而失去了，广大农村与无数小市镇几乎成了新文艺的现在唯一的环境。……过去的文化中心既已变成了黑暗地区，现在的问题就是把原来落后的区域变成文化中心，这是抗战情势所加于新文艺的一种责任”⑥。按照王瑶先生的解释，这一空间的变化，“使广大作者有了一则以忧，一则以喜的发现：一方面，他们亲身感受到了‘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与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普通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之间的严重脱节与隔膜；这对于一直以‘文学启蒙’为己任，现在又急切地要求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为战争服务的中国作家，无异当头棒喝，并因此而引起痛苦的反思。另一方面，作家们又实地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的力量、智慧，特别是他们对新文艺、新思想、新文化的迫切要求，于是，中国农民真正地，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书本上地，成了新文艺的表现与接受对象、以致服务对象。与此同时，作家们还发现了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民间艺术、及其内蕴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魅力，而这正是许多新文艺的作者长期忽略与轻视的。唯其如此，对民间艺术的意外发现，就不能不引起新文艺作家们思想上的巨大震动。以上两个方面的发现，都激发起了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进行新的调整与改造的自觉要求：这构成了贯穿于这一时期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以至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深刻背景与内在动因。对‘五四’新文艺的调整与改造，主要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调整新文艺与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关系，以促进新文艺进一步的民族化；调整新文艺与农民的关系，以促进新文艺进一步的大众化；这两个方面同样构成了‘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与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的与要求”⑦。我以为，王瑶先生的解释为我们理解“解放区文艺”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提供了极有意义的进入路径。也因此，“赵树理道路”的文学正典化过程，就不仅仅只是来自于政治的支持，更重要的，它还体现了“新文艺”在调整和改造中的对自身的某种期待，这种期待才是这一“文学正典”化的真正的内在的动因。也因此，它是“新文艺”的某种延续，而并不是“旧文艺”的某种回潮。我以为，这是我们讨论或理解“解放区文艺”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一个前提，或许，这也是“革命通俗文学”论者的一个内在的出发点，尽管，这一概念仍有可能引起一定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