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1-0142-06 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选择，是指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针对政策问题背后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所做出的文化选择和文化整合。这里首要的问题就是，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过哪些重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其次才是对这些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在我们看来，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过许多重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这些矛盾冲突归结起来，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文艺与政治、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 一、文艺与政治 文艺与政治的矛盾冲突是中国当代文艺政策所面临的一对基本文化矛盾。其内涵主要涉及到文艺政策对文学艺术的文化功能定位。从理论模式角度讲，文艺政策的文化定位首先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选择，那就是，究竟是从政治本位的角度来制定和实施文艺政策还是从文艺本位的角度来制定和实施文艺政策？显然，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从政治本位角度来进行的。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首先，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当代社会政治问题，从而需要文艺在为政治服务方面保持一种适应性功能和作用。如果说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制定也需要解决某些文艺问题的话，那也主要是所谓文艺发展的方向路线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也都是社会政治问题。关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出发点，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曾专门讲到，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另一个则是如何去服务的问题。前一个问题的结论是，“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后一个问题的结论是，“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问题和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民族革命战争这个最大的政治的需要。为此，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他的回答是：“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这就不仅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的出发点的问题，而且从理论方法和价值判断的角度提供了一个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依据。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沿用了这样的基本依据，继续把为工农兵服务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将此作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出发点。朱德总司令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代表党中央发表的祝贺讲话中明确讲到：“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以后，将把主要力量用在建设方面。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将来的新时代中，要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这主要的就是用文学艺术的武器鼓舞全国的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改正缺点，来努力建设我们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1]5－6 郭沫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中还提到：“我们的文艺运动历来就有一种和政治运动相结合的宝贵的传统。”[1]41 所有这些讲话、报告、文件等归结起来，主要都是讲新中国的建设需要文学艺术的帮助，文学艺术应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发挥自己的作用。此后，无论是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的阐释（1956）、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以及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江泽民关于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论述（1994）等，都坚持了上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样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也就是社会政治本位的出发点，尽管其中不乏对文学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和精辟论述。 其次，新中国文艺政策以社会政治为本位的文化选择必然导致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功能上把文艺当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关于文艺作为政治工具的说法源远流长。新中国文艺政策在这一问题上最主要的依据仍然来自于毛泽东1942年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讲”的引言部分，毛泽东开宗明义讲到：“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延讲”的结论部分，毛泽东进一步专门对“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集中阐述。毛泽东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2]49,69 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地位，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所确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与革命战争年代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深刻一致性，上述关于文艺的文化定位不仅被沿用下来，而且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1957年3月《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特别谈到：“有人说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你不为工农兵还为谁？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中国就没有其他人了。有人说文艺不要目的，一有目的就概念化。我看，不要目的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出一些吧。出两种，一种要目的的，一种不要目的的，行不行？……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的。”[2]169－170 可见新中国对于此前确定的文艺政策的沿用还不只是惯性的作用，而是相当自觉的选择。 第三，新中国文艺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主要是政治的。所谓政策效应，也叫政策效果，是指政策主体制定和实施某项政策后对政策对象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的总称[3]。由于某项政策的特定内涵、政策本身的性质及其实施方式的特点，导致政策效应有时是正面的、积极的，与政策主体设计的方向一致；有时是负面的、消极的，与政策主体设计的方向相反；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有时甚至是意外的。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制定政策时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大局，对文艺作出的文化定位是政治。因此，它所产生的政策效应也主要是政治的，包括把文学艺术事业纳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体目标中来，使其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中的一个方面；对作家艺术家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把立场彻底转到革命方面来，成为革命战士中的一员，自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把文学艺术创作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不仅要“主题先行”，而且要“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使文艺发挥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的作用。而且，新中国文艺政策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往往是直接的，有时甚至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的“双百方针”的提出，迅速在文艺界产生积极反响，涌现出一大批敢于突破禁区大胆探索的文艺创作和理论作品，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60年代初期在党的政策调整之际，历史题材创作趋于活跃，“题材问题”、“山水诗”、“共同美”的话题展开争鸣，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学术讨论空气”[4]；而60年代中期随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文化大革命时期政策的出台，文艺界立刻陷入灭顶之灾，大批作家作品被点名批判，扫地出门，一派肃杀景象。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新中国文艺政策效应，而且是直接的政治效应。反之，新时期以来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乃至许多延续至今的文艺方针政策，所追求的仍然主要是政治效应以及政治效应和艺术效应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