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改革开放三十年”作为讨论“一个时代文学”的“时间单位”，自然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转折确实和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变迁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即使我们不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这样似乎将“政治”和“文学”直接关联起来的描述，而改用当代文学研究中更为通用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这样的“说法”，但还需要面对“新时期文学”“新”在“何处”的追问。在这样的追问下，“新时期”的“新”同样无法用“文学”自身的逻辑来说明，必须诉诸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解释。这再次说明了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如果仅仅依靠诸如“审美”、“风格”和“文体”……这类文学内部的范畴，只能变成作家作品评论的汇编，无法从“历史”的高度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 不过，要从“历史”高度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并不意味着直接将“文学史”和“政治史”、“社会史”对应起来，甚至线性地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决定作用。相反，虽然需要在“终极意义”上将“文学”放入“社会历史”语境之中，但“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却是繁复多样、灵活开放的“多重决定”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历史不单只在内容层面上进入文学文本，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转化为文学文本的内在肌理，成为“形式化”了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学在文本层面上对“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把握，同样不能是“反映论”式的，而是想象性地建构新的社会历史图景，把文本外的世界转化为文本内的“有意味”的“形式”。因此，“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辩证法应该统一在“文本”上，也就是社会历史语境需要以“文本化”的方式进入“文学”，同时“文学”对“社会历史内容”的呈现，端赖于对新的文本形式的创造。 由于“文本”的中介作用，像“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及它的变种“新时期三十年”作为“政治史时间”对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尽管具有深刻的影响甚至制约作用，但这类时间还是不能直接转化为“文学史时间”，特别是不能成为我们理解这一历史时段文学的“基本范畴”。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开放”与“保守”、“新”和“旧”构成一种坚固的对立时，文学史的视野也就随之变得狭隘、僵化。然而问题在于，如果要打破这种固化了的文学史视野，出路并不在于完全退回到“纯文学”或“纯审美”的领域，因为“审美”和“政治”的二元对立依然是由“新”与“旧”这一主导型的“话语装置”生产出来。所以，新的“文学史时间”的产生必然要以突破这一话语装置为前提，离开了某些习以为常的基本范畴，摆脱了某种单一的历史时刻，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更具体的，更能体现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学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单位，不只是在观念思潮的层面上，进而可以在物质文化的层面上把“当代文学”“历史化”。 在我看来，这一种新的文学史想象是否可行，关键依然在于“文本”和“文本化”。只不过这儿所说的“文本”不是“新批评”意义上封闭的“文本”，而是可以沟通语境的物质载体；“文本化”也不是什么“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而是强调在“文学”中所有“语境”都必然以“文本”的形式出现。正如李欧梵所言，“文本有其物质基础——书本，而书本是一种印刷品，是和印刷文化联成一气的，不应该把个别‘文本’从书本和印刷文化中抽离，否则无法观其全貌。”① 将“文本”与书籍、出版以及更广泛的印刷文化富有想象力地勾连在一起，的确打开了文学史研究的新思路。其中“书籍史”的研究路向特别引人注目，文化史家罗歇·夏尔提埃（Roger Chartier）就曾指出：“从一个更大的视角观之，我们必须在书籍形式或文本支撑物的长时期历史，以及解读习俗史里，重新书写印刷术的开端。至此，文化史或可在文学批评、书籍史以及社会文化学的交叉道上，找到一个新的区域。”② 譬如一般认为，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等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爆发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达顿（Robert Darnton）就通过对大革命前法国书商的进货订单，特别是从瑞士走私进来的“clandestine books”书目的研究，吃惊地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色情淫秽读物，卢梭等人的著作连影子都见不到。因此，究竟是什么样的书籍——是思想著作还是淫秽小说——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这个问题引起了史学界激烈的争论，罗歇·夏尔提埃就不同意罗伯特·达顿的观点，他认为不是这些“clandestine books”的流传引发了大革命，而是革命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为了寻求大革命的起源及其合法性而将书籍和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不论争论的结果如何，所有参与讨论的史学家都承认达顿的研究打破了历史学家对启蒙经典的重视，将所谓的“地下文学”引入了正统史学讨论中，极大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而把“书籍”和“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意识，则打破了达顿所谓“任何一位主流历史学家任何时候都不会试图把书籍理解为历史中的一股力量”的限制。 与文学史研究更为密切的是，关于“什么书籍引起了法国大革命”的争论，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readership”。夏尔提埃反驳达顿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我们无法轻易在“他们读什么”（what they read）和“他们怎么读”（how they read）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这两位历史学家谁是谁非姑且不论，但“readership”的提出，的确极大的深化和发展了书籍史研究的路向，使之不再停留在单纯罗列史料，硬性排比关系的水平上，而是可以进入到人的阅读、思想和意识等更为幽深的历史层面。关注书籍流通的物质文化研究绕不开注重阅读经验的文学研究，将两者结合起来也就势所必然。按照传统的说法，文学史的“影响研究”不就考虑“读什么”和“怎么读”这样的问题吗？何必要重提什么“书籍史”和“阅读史”呢？关键在于所有的“作者”首先是“读者”，因此，所谓“影响”往往也落实在“书籍”上。而且“影响研究”更多着眼于“影响者”之于“受影响者”的“影响”上，对“受影响者”的主动性多有忽略。但“阅读史”却强调“阅读”的能动性，在“语境化”的前提下，“阅读者”可以对“书籍”进行“创造性”的“阅读”乃至“误读”。虽然“文学史研究”中也有对作家“藏书”和“阅读”的研究，譬如对于鲁迅的藏书研究，专著就不止出了一本。最近就出版了韦力写的《鲁迅古籍藏书漫谈》，上下册两大本，但基本上属于“史料”甚至偏向于“收藏”，没有“阅读史”的视野。当然要研究鲁迅的阅读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据说当年王瑶先生看到鲁迅的藏书，感叹那么多书我们都没有读过，如何来研究他呢？有一位日本学者北冈正子写过一本《〈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考察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所写的《摩罗诗力说》的资料来源，认为很多观点和论述都是从当时流行或不流行的日文和德文著作中摘录、整理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她通过对这篇文章的研究“复原”了鲁迅“阅读”状况，但北冈正子对“阅读”的理解又是十分保守的，她仅仅把自己的研究停留在找到资料来源的水平上，认为《摩罗诗力说》是“编译”之作。日本老一辈鲁迅研究专家丸山升虽然肯定北冈正子工作的意义，但对她轻率的结论还是表示了不满：“近年来北冈正子所做的工作③ 是划时期的工作。她详细探讨了鲁迅留学日本时所写论文的材料来源，包括青年鲁迅有时像用剪刀加糨糊组成的立论部分，但不管怎么说，在剪刀加糨糊的方法之中依然显示出鲁迅很强的独立性。”④ 按照我的理解，丸山升所谓“独立性”指的应该是“阅读”的“能动性”，即“阅读”始终处于“交叉”的网络之间，既和“阅读者”个人的“创造性”有关，也与他所处时代的语境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离开了明治时代日本知识界对西方文学和哲学的独特理解以及这种理解中所蕴含的危机感，我们就不可想象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如何“生产性地激活”他所阅读的那些“书籍”。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创造性”的“读者”来说，“书的边界从未清晰鲜明：越出题目、开头和最后一个句子，越出书的内部形态及其自律形式；被捕捉于其他书籍、其他文本和其他句子相关的系统之中：它是网络的一个结……书不单单是人们手中的物品，也不会蜷缩在这小小的将它封闭的平行六面体之中；它的统一是可变的、相对的。一旦有人对那种统一表示疑问，它马上就失去自明性；它只能在复杂的话语领域的基础上暗示自身，译解自身。”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