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中和刚进北大的时候，我就知道乐黛云的名字，在文艺刊物上读过她的文章。1956年，她的连载于《文艺学习》上的《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也认真读过。56年9月我入学时，她在北大已经有四年的教龄。但在校五年学习期间，却没有听过她的课。原因很简单，1957年春天，她和文学史教研室的另外八位青年教师，筹办名为《当代英雄》的同仁刊物。不知道记忆是否准确，我在当时中文系办公地点的文史楼二楼墙上，看到创刊号的目录预告，里面有和毛泽东《讲话》商榷的文章。刊物没有办成，九位先生（还有傅璇碂、沈玉成、褚斌杰、金开诚、倪其心、裴家麟、潘兆明……）却都成了右派。乐黛云是领头的，成了“极右分子”。受到的惩罚是：开除公职，每月16元生活费，遣送京郊门头沟山区的斋堂“监督劳改”。她自己说，因为总不“认罪”，右派“帽子”迟迟不能摘掉。1962年才回到中文系的资料室当资料员。 我和乐先生有较多机会接触的时间，一是63年度—65年间。当时，她“获准”担任写作课的教学，和我在一个教学小组。说是教学小组，人数多的时候竟有二十多人。另外就是69年底到71年秋天的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但我们并没有很多交往。这些年来她的著述编纂成果丰硕，受囿于偏狭的观念，我读过的大体是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论著，以及她讲述自己生活的自传、随笔。另外，她主持的“北大学术讲演丛书”和“比较文学研究丛书”，也认真读过一些。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对我的学术眼界、方法的更新，常有难以忘怀的启示意义。 “罗网困陷”的体验 1980年乐黛云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另一篇是《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它们我都读过。刊载论《伤逝》的这一期的《新文学论从》，也有我的《关于对“写真实”的批判》。对比之后，就意识到在学识、修养上的分明差距；最主要的是我的文字的那种浮躁之气。不过对她的这篇文章，当时也不以为就怎样出色，觉得于“当代”的相关研究，好像没有很多的超越。有关涓生、子君的“个性主义”局限，以及对“个人主义”危害的揭发，在右派批判中，在58年“讨论”巴金，讨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已经听得够多了。因此，当时没有读出这篇文章另外的涵义。待到后来，参照了乐黛云的自传和其他文章，才意识到某种独特东西从我的阅读中漏掉。其实，文章中所谓个性主义的局限，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困境，别有一种指向，蕴含着作者生命的苦涩体验，和对这些体验的思索。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80年，却写于1963年，那时乐黛云从劳动改造的乡下回到学校不久。文章投给《人民日报》，但未能发表。1994年，在生命流逝已有一个甲子的时候，乐黛云回顾来路有这样的感慨：“我的生活充满了跌宕起伏，无论好事坏事全都来得出人意料，完全无法控制；大事如此，小事亦然。”所以她说：“……米歇尔·傅科曾经断言：个人总是被偶然的罗网困陷而别无逃路，没有任何‘存在’可以置身于这个罗网之外。”《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讲述的，就是这种生存经验。“当我作为极右派在农村‘监督劳改’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伤逝》，想起靠‘一点小米维系残生’的‘鸟贩子手里的禽鸟’，想起‘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的坏孩子书中的蜻蜓，想起那无所不在，而又看不见、摸不着，冠冕堂皇，无法反抗的‘无物之阵’”。对乐黛云来说，个人的这种“偶然的罗网困陷”，其实并不需要读了傅科才能明白，那便是她的生活本身。由是，她常常“不免满心悲凉”。 也不吝惜力气。我不止一次听她说，她常有这样的念头：能在农村有一间茅草屋，房前种豆，房后种瓜，也养鸡养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说这些话，有时候是在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有时候则是检讨“消沉”的思想。但我当时将信将疑，甚且是不愿相信，觉得这不大真实。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也会说些什么“长期扎根”的话，心里其实是盼望、并且也认为终会离开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无根”的地方，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以己度人是我常犯的毛病，因此就很容易地忽略不同生活经验在心灵中留下的不同刻痕，忽略她的那种对“政治”厌恶、恐惧，对知识分子群体警惕的心理内容。这也就是没有能读出她的文章中真实含义的原因。这种隔膜，这种丝毫没有觉察，不由得使我想到，人们有时候在言语，在文字，在举手投足中的寄托，可能就难以被“读”出，如果不是自己出来解说，就永久埋藏，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地失散飘逝。 当然，对个人“罗网困陷”的深切体验，在乐黛云那里，并没有导致放弃个人责任的悲观厌世，也不是推导至无是非的相对主义。从“本质”上说，即使身处逆境，她也是对未来仍有期待的理想主义者。只不过意识到“罗网”存在，理想也就剥离那种虚无缥缈的成分，而行动也更为坚实。最主要的是，她意识到个人的这种处境，不仅是特有的经历，而夸张、放大这种受难。正如一位评论者说的，“在她看来，错误并不都在一面，而是由于许多个人无能为力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机缘所造成。”因而，个人在受限的处境中的行为轨迹，虽是生命中偶然的点和线；但是，将各种“偶然”连成一气，也有可能展现那“似有似无”的“必然”。这就是“别无逃路”的个人的勇气和胆识的根据： 如果把某种主体意识通过自身经验，建构而成的文本也看作一种历史，那么，这些点点线线倒说不定可以颠覆某些伟大构架，在一瞬间猛然展现了历史的面目，而让人们于遗忘的断层中得见真实。 “思想之源”的鲁迅 和读了论《伤逝》的毫无感觉不同，她发表于同年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我却印象深刻；它在当时的学术界也发生一定反响。反响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有关尼采的研究。在“当代”中国，尼采大部分时间是以“法西斯思想的先驱”、“歌颂帝国主义战争”、宣扬“弱肉强食”的“权力意志”的反动、丑恶面目出现。在这篇文章中，这样的图像发生翻转式的改变，他成为一个质疑旧价值观的偶像破坏者，成为一个“超越平庸”的，精神健康“超人”形象。这是当时让人感兴趣的一点。其次，有关鲁迅与尼采的关系，它“大胆肯定尼采对鲁迅思想影响具有积极意义”，而不是像“当代”通常论述那样，将尼采影响看成是消极因素的损害。第三，对于比较文学学科“重建”，和在中西文化比较的领域、方法开拓的意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