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点和优点都非常明显 洪治纲 其一，近几年长篇小说的发展始终没有解决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平衡问题：一数量依然庞大，但质量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其中所隐含的也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譬如作家的艺术积淀和精神准备问题；创作的精细和完善问题；结构设置问题等等。由此所导致的结果是，很多长篇都是一种半成品，缺点和优点都非常明显，缺乏丰富的解读空间。比如，我们在读格拉斯的《铁皮鼓》、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哪怕是读新人之作《追风筝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文本结构的精巧设置，对每一个细节的精妙处理，对叙述节奏的控制，以及对作家思考的有效表达。他们对长篇小说完美性的追求总是让我们震撼；他们对长篇小说的控制能力总是让我们称赞。这不是一种媚外心态，而是域外的作家比我们的作家写作更认真、更虔诚、更敬业，也更加自律。他们不轻易释放自己的才情，希望每一句叙述都能完整地抵达内心的真谛。我们的作家总是显得有些匆忙——尽管很多作家并不想承认此点，但是，他们的文本都会显示这些问题的存在。事实上，当我们在读很多长篇时，一些因匆忙而留下的缺陷总是像阴影一样缠绕着我们。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其二，媒介信息对长篇小说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的片面性引导越来越大，也导致了一些优秀长篇被搁置、被忽略，而那些借助于作家名声或影视影响的作品反而备受关注。看报纸、杂志或网络等媒介时，我常常读到一些十分夸张的、没有多少理性可言的评介，缺乏必要的理性审视的立场。但是，它们左右了大众的信息资源甚至是审美趣味。比如，像冉平的《蒙古往事》、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艾伟的《爱人同志》等一些精致而又不乏深厚内蕴的作品，总会被不断地忽略。我甚至相信，这种忽略还会越来越普遍。 其三，文学批评越来越忽视文本细读，越来越迷恋庸俗社会学和市侩化的倾向，也使很多作家躺在廉价的虚荣温床上沾沾自喜，忽视了对自我创作的强劲内省和反思。一直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是：当真正的批评文字出现时，作家通常都会以“骂”来界定，而不是站在学理性上寻求理想的对话。谁都知道，“骂”是一个伦理问题，不是学理性的批评，将“骂”等同于批评，其实表明作家是以伦理的眼光而非学理的眼光来看待批评，也激化了批评的庸俗化问题。这样一来，只有表扬没有批评，文坛一团和气。用鲁迅的话说，看似平静，实则了无生气。 美国华裔作家哈金说过一句话，他认为中国作家最缺乏的是一种“伟大小说”的信念。一个作家的一生，应该要牢固地树立“写一部伟大小说”的信念。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它可能会让作家克服数量与质量之间不衡、外在名利因素的干扰等问题。 当下长篇创作的“有”和“无” 彭学明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了，作为本届评奖委员会评奖办公室的副主任，我有幸阅读了全国各地作家协会和各出版社推荐上来的所有作品，并做了笔记，收获颇丰，感慨良多。现就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年限里的长篇小说和2007、2008年的长篇小说创作，谈谈个人感受。 一是有高度却无高峰。文艺创作政策环境的空前宽松、自由，给文学创作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文学生态也植被良好，枝繁叶茂。而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像一条刚直而妩媚的山脉，从文学的海洋里拔地隆起，形成了一个广袤的文学地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表现在作品的质量比较整齐，创作实力和创作水准整体提升。老将宝刀不老，新秀出手不凡，老中青三代作家，都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没有拉开明显的距离。铁凝的《笨花》、王蒙的《青狐》、贾平凹的《秦腔》和《高兴》、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麦家的《暗算》、陈启文的《河床》、范稳的《水乳大地》、杨志军的《藏獒》、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阿来的《空山》、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都各具特色，各领风骚，难分伯仲。这些作品的出现，把近年的长篇小说整体地推向了一个高度。遗憾的是，在这条整齐的文学风景带上，缺乏众望所归的巅峰之作。虽不乏精品，却无经典。虽整体上了一个台阶和高度，却没有一座高山仰止的高峰。写现实的，我们没有看到《平凡的世界》那样的震撼；写历史的，我们没有看到《白鹿原》那样的厚重；写民族的，我们没有看到《尘埃落定》那样的深沉。所以，横向的提升和纵向的沉落，是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矛盾标志。 二是有广度却缺厚度。这个广度是作家们视野的广度，题材的广度，探索的广度。以前，作家们的视野所及，多是农村和城市，如今，虽然依然是这两大块在唱主角，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作家们所关注和表现的已是社会的方方面面。现实的、历史的、民族的、军事的、奥运的、环保的、航天的、职场的、悬疑的，涉猎甚广。徐坤的《八月狂想曲》、冉平的《蒙古往事》、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王立纯的《月亮上的篝火》、赵本夫的《无土时代》、储福金的《黑白》、关仁山的《白纸门》、红柯的《乌尔禾》、欧阳北方的《泪落无人处》、张学东的《西北往事》、何佳的《碧水梦》、李可的《杜拉拉升职记》、刘静的《戎装女人》等是其代表。题材广度的开拓，使得长篇小说的创作繁花似锦，斑斓多彩。作家们对现实生活和历史的忠实记录和记叙，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同时作家们对文本的记叙，也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表达模式，而是在自我探索，不断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