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09）02－0079－09 在老舍文化背景与思想资源的研究当中，有关他在北京、伦敦、新加坡、济南、青岛、武汉、重庆、纽约等地的经历，以及他与传统儒家文化、西方现代文化、宗教文化、地方性文化、民族文化等的关系，已为论者详述甚多。而“北京——满族——平民”文化作为老舍文学世界的初始母体，在研究者那里几乎已经达成了共识。目前清末民初京旗文学这一直接连接到老舍创作的层面，尚未被研究者太多涉及到，本文拟着手对既有研究继承、借鉴和发展的基础之上，考察清末民初京旗小说与老舍的关系的几个层面，或可管窥晚清至民国思想史、观念史与文学书写实践互动的一个侧影。 今日提及“清末民初的京旗文学”，仍不免给人以陌生之感，它一向处于被文学史书写遗忘的暗角。在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和“二十世纪文学”的思维框架中，一部分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以及清末民初转型期许多不太为之前主流文学史所关注的文学现象、作家和作品逐渐浮出历史幽深的水面。不过，清末民初的京旗文学——即是由一批活跃在北京报纸上的记者编辑作家书写的一批贴近民生和日常的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为主，杂以杂文和各类评论——之被“发现”，还是近几年的事情。他们活跃于《进化报》、《公益报》、《国华报》、《京话日报》、《北京小公报》、《京师公报》、《燕都报》、《官话政报》、《平报》、《群强报》、 《实事白话报》等大小报纸，代表人物和作品有蔡友梅（松友梅，损公）《瞎松子》、《赛刘海》、《曹二更》、《双料义务》、《人人乐》、《二家败》、《麻花刘》、《董新心》、《理学周》、《非慈论》、《方圆头》、《忠孝全》、《连环套》、《鬼吹灯》、《赵三黑》等，穆儒丐（都哩，辰公、六田）《北京》、 《梅兰芳》、《女优》、《笑里啼痕录》、《情魔地狱》、《落溷记》、《同命鸳鸯》、《鸾凤离魂录》等，冷佛（王咏湘）《春阿氏谋夫案》，徐剑胆（剑胆）《妓中伙》、《文字狱》、《王来保》等。数量颇丰，而从社会结构整体来看，实为当时舆论的民众趣味和心声的表达。[1] 如果从大的范围来说，有清一代的京旗文学可以分为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前者诸如已经日益衰微的子弟书、八角鼓词、书场说部等，后者则多是对现实不再产生影响力而作为自娱自乐的上层精英的旧体诗词。晚清以迄民国，在洋务、甲午、维新、拳乱、新政、革命等急剧递变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民间报刊蜂起并出、行之于世，形成舆论空场，京旗大众的通俗文学尤其是以京旗小说为代表即以报刊为发表场地，于前述二者之外渐成主导之势。 作为普通民众的自识，京旗小说在清末民初独特的舆论空间中带有公共性的一面，而作为前统治民族的“遗民”之思，它又是一种岐类话语。从制度背景、叙事源流、现实语境来考察，清末民初的京旗小说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艺术技巧和观念形态，它们所营构出来的文化语境和舆论氛围，构成了一种当时普通北京民众的平民教育、知识和娱乐资源。可以说老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初的启蒙和生成。从满族文学的系谱来看，清末民初京旗小说构成了满族书面文学流变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成为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承上启下的中间体，于老舍卓然为满族一文学大家提供了启后之机。 文学作为一种人文涵化，更多的影响在于潜移默化的渗透与滋养。清末民初京旗小说的影响可能并没有直接体现在老舍的具体写作中，但是作为一种氤氲的氛围，则涵养了老舍文学世界的气质和风味。要证明清末民初京旗小说之于老舍的详尽而证实的影响需要更多细读的功夫，因为个案的文本讨论另文探讨，本文我将更侧重对于观念层面的分析。我仅拈出京旗小说三个核心的观念，透视其与老舍创作的关联，以小观大，对于今日我们重新省思晚清以来直至当下的文化文学观念转型也不无裨益。这三个观念是：群体、道德、白话。 一、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张力 清末民初的京旗小说所表述出来的观念有个共同特点是对于群体观念的强调，综观这些小说，几乎没有“个性”特别张扬的人物，被称道的主人公往往是符合公共价值预期的普通好人，标新立异、特立独行显然不符合这些作品认可的德行。形成这种美学品位的原因有多种，而当其形成之后，旋又成为一种文化定势作用于后来者，试析之。 首先，群体观念的深层根源在于内化于旗人心中的八旗制度所形成的秩序观念。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观察到，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体观念是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共性。当满洲勃兴于白山黑水之间时，不过是渔猎的原始民族，落后的生产技艺必须要将社会共同体的合作功能固化下来，以维持、发展和壮大族群整体。八旗制度起初是作为提高劳作效率的一种互助方式，而当自发的习俗变为制度（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努尔哈赤确立）后，在团结部众、培养民族意识上逐渐发挥出它潜在而深远的作用。军队建制的日常化、旗民兵丁化、生活闲暇化，促成了一种对于秩序的尊崇，相应于思想上则是守成大于创新，集体高于个人。其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重视组织的作用，纪律意识较强，同时也形成了保守意识，容易将个体淹没在组织中，主动性、创新性不足。[2]尽管八旗制度在晚清已经衰落，不过群体意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民族性格的一个部分，从而作用于其精神生产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