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俳谐文学兴盛成因论略

      溯源俳谐文学，《诗经》里已有如《将仲子》、《硕鼠》、《新台》等一些用嘲讽戏谑手法写成的作品，其后，宋玉“意在微讽”的《登徒子好色赋》，东方朔、枚皋“诋嫚蝶弄”的俳赋，王褒“券之谐”的《髯奴》（即《僮约》），张敏“极为尖新”的《头责子羽文》等相继出现，该类作品迨及南朝才蔚为大观。南朝是一个文学日益新变的时代，俳谐文学的兴盛无疑是当时文学新变中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本文拟就这种现象及其成因，作一些粗浅探究。

      一、文多指刺：南朝士人的俳谐风气

      较早涉论“俳谐”的是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古诗率以四言为体……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① 挚虞将俳谐文学的源头追溯至《诗经》的某些章句，尽管未对“俳谐”加以阐述和界定，但他从文学体裁的角度，将其与“倡乐”并提，并与四言“雅音”这一正统诗乐相区别，已表明他是以“俳谐”为俗体文学的，即“非音之正”。《文心雕龙·谐》曰：“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② 显然，刘勰不是泛泛而论，挚虞就有着这样的倾向。黄侃说：“凡非大礼所用者，皆俳谐倡乐，此中兼有乐府所载歌谣。”③ 此则补充了俳谐文学的内涵。

      俳谐或称谐隐，犹言微言讽喻，其体（内容风格）以诙谐、滑稽、隐喻、讥刺、嘲戏为基本特征。《文心雕龙·谐》云：“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刘勰以政治和道德为标准来衡量俳谐文学的价值意义，认为那些“意在微讽，有足观者”，“谲辞饰说，抑止昏暴”，“辞虽倾回，意归义正”，“兴治济身”的作品，大可肯定。同时，他也认为俳谐“本体不雅，其流易弊”，故提倡俳谐作品要“会义适时，颇益讽诫”，不应“空戏滑稽”，更不能用来进行人身攻击，否则，“有亏德音”。据《序志》篇，刘勰因不满意当时创作倾向之“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而作《文心雕龙》以针砭时弊。可见，他在魏代以来论者颇不重视俳谐文学的情况下，仍于“论文叙笔”的有限篇幅里立《谐》，大抵不仅仅以备文体一格，而应该是有的放矢的。就史籍所记和遗存作品看，南朝俳谐文学确实已呈欣欣向荣之势，但与其以讽喻、愉悦君主为目的的初始功能相去已远，它主要表现为士人对贵势、世风、时政的嘲讽，士人自况自嘲式的排遣，士人之间的揶揄，士族对庶族的挖苦，君臣间的调笑、游戏等，而且多具有攻击性。

      范晔以文史著称，思想前卫，敢作敢为，自谓“狂衅”之人，平生行己任怀，曾仿《本草》体作《和香方》讥刺朝士。《宋书·范晔传》载：“撰《和香方》，其序之曰……此序所言，悉以比类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虚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湿’，比沈演之；‘枣膏昏钝’，比羊玄保；‘甲煎浅俗’，比徐湛之；‘甘松、苏合’，比慧琳道人；‘沈实易和’，以自比也。”这里被比类的数人都是当时朝中权臣。如慧琳本是一僧人，由于得到宋文帝赏识，遂参与国政，权侔宰辅，以至宾客辐凑，势倾一时。孔觊对此极为不满，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谓冠屦失所矣。”（《南史·夷貊上·慧琳传》）范晔则以开药方、附药材习性的方式进行影射，更具嘲讽意味。

      南齐卞彬才操不群，文多指刺。刘宋元徽末年，“四贵”（萧道成、褚渊、袁粲、刘秉）辅政，卞彬意在其事无所成，乃以童谣嘲讽之。后又因赋诗讥刺萧道成，不得仕进，“乃拟赵壹《穷鸟》为《枯鱼赋》以喻意”（《南史·文学·卞彬传》）。其所作《蚤虱赋序》、《禽兽决录》、《虾蟆赋》、《蜗虫赋》等，或以自嘲发其怀才不遇的牢骚，或用以指斥贵势。《南齐书·卞彬传》云：

      （彬）作《蚤虱赋序》曰：“余居贫，布衣十年不制。……若吾之虱者，无汤沐之虑，绝相吊之忧，宴聚乎久襟烂布之裳，服无改换，搯齧不能加，脱略缓懒，复不懃于捕讨，孙孙息息，三十五岁焉。”其略言皆实录也。……彬又（《南史》有“为《禽兽决录》”）目禽兽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傲，狗性险而出。”皆指斥责势。其《虾蟆赋》云：“纡青拖紫，名为蛤鱼。”世谓比令仆也。又云：“科斗唯唯，群浮闇水。维朝继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谘事也。文章传于闾巷。

      除卞彬外，撰俳谐文自况自嘲者还有不少。如《宋书·陶潜传》：“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宋书·袁粲传》：“（粲）清整有风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以自况。”严可均辑《全宋文》卷五十七录有乔道元《与天公笺》残文，其意蕴诙谐调侃，卞彬《蚤虱赋序》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则反映了当时士人试图通过自戕以释放不满和获得短暂快慰的一种文艺心理。《宋书·颜延之传》载：延之因每犯权要而出为永嘉太守，“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此四句，盖自序也。（刘）湛及义康以其辞旨不逊，大怒”。颜延之借咏阮籍等人以寄托自己的怀抱和排遣对权要的怨愤，可谓凝重之俳谐。梁刘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高祖颇嫌之，故不任用。峻乃著《辨命论》以寄其怀”，“又尝为《自序》”④。相较之下，其《自序》的俳谐意味更浓。《南史·陈庆之传》附《陈暄传》：“暄素通脱，以俳优自居，文章谐谬，语言不节。”如其《与兄子秀书》故作偏激，满纸醉话，滑稽可笑，也是一篇出色的自嘲式游戏笔墨。以上诸人，或为愤世嫉俗，或为郁郁不得志，或为发一己私愤而作践自我，其文虽未明刺他人，但用以泄愤之意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