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9）03-0006-06 著名学者曹道衡先生在《关于〈文选〉中六篇作品的写作年代》一文中云：“我们可以确切地肯定：刘孝标的两篇‘论’和一篇‘书’及陆佳的两篇‘铭’都作于沈约逝世以前。徐悱那首诗，亦肯定作于天监年间，虽不能确定作于沈约死前，却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1](p167)这里所说之刘孝标的两篇“论”和一篇“书”，指《辨命论》《广绝交论》《重答刘秣陵沼书》；“徐悱那首诗”，指《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此即《文选》收录刘孝标与徐悱的全部作品。不过，曹先生此说多有可议之处。其实，“可以确切地肯定”《辨命论》与《重答刘秣陵沼书》的，是其不可能“作于沈约逝世以前”；而徐氏此诗是否“作于天监年间”，尚难“肯定”，遑论其“作于沈约死前”。今具体辨析如下，不当处，祈正之于海内外之方家云。 一、关于《辨命论》的写作时间 （一）《辨命论》非作于“天监初至七年以前”。 《辨命论》作于“天监初至七年以前”说，出自曹先生。其云： 此文开头一段云：“主上尝与诸名贤言及管辂，叹其有奇才而位不达。时有在赤墀之下，预闻斯议，归以告余。余谓士之穷通，无非命也，故谨述天旨，因言其略云。”这里的“主上”指梁武帝。据《梁书》本传：“高祖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高祖颇嫌之，故不任用。”关于梁武帝不用刘峻的原因，《南史·刘峻传》还有更详细的记载：“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这件事，范云尚在，据《梁书·武帝纪》中，范云卒于天监二年五月，则此事当发生在天监元年至二年四月之间。《梁书·刘峻传》则称“天监初，召入西省……安成王秀好峻学，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抄录事类，名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不管《梁书》与《南史》所载有何不同，但《梁书》说刘峻“入西省”在“天监初”，与《南史》所载合。又据《梁书·武帝纪》中及《安成王秀传》，安成王秀为荆州刺史在天监七年（506）。《辨命论》之作，既为寄托其不遇之慨，而且是在听到“赤墀之下，预闻斯议”的入告知他梁武帝论管辂之事，则其时刘峻尚在建康，应是天监初至七年以前作。[1](p164～165) 乍一看，此说十分精细缜密，无懈可击。然实际上，其“应是天监初至七年以前作”云云，乃漏读所致。考《南史》刘峻本传云：“安成王秀雅重（刘）峻，及安成王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初，梁武帝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乃著《辨命论》以寄其怀。”[2](卷四九《刘怀珍列传》附)两相比较可知：《南史·刘峻传》之“武帝每集……”前有一“初”字，而曹先生忽之。本来，这里的叙事非常清楚：1.“安成王迁荆州……使（刘峻）撰《类苑》”，此始于天监七年；2.通过一“初”字，插叙此前之事，其时卒于天监二年五月的范云尚健在；3.“及峻《类苑》成”（天监十五年）以下，回应前面的“未及成”，并着重写刘峻何以著《辨命论》。又，《辨命论》开篇之“主上”确是“梁武帝”；而据“此文开头一段”所说，虽知刘峻作《辨命论》时“在建康”，然据《南史》刘峻本传所说，其“在”却非“未离去”（参后）而是“已回来”。而由于范云卒于天监二年五月，故知“初”所追述之事发生在天监元年或二年，即距梁武帝“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其《类苑》之天监十五年，已过了一纪多。又，据“峻《类苑》成……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① 以高之，竟不见用。乃著《辨命论》以寄其怀”说，可证《辨命论》成于天监十五年或稍后。 （二）《辨命论》非作于“天监八年或稍后”。 《辨命论》作于“天监八年或稍后”说，出自罗国威先生的《刘孝标集校注》。罗先生云：“（刘）峻撰《类苑》成在天监八年，此论② 之作，亦当在天监八年或稍后。”[3](p50)原注：“详《山栖志》注［一］。”其《山栖志》注［一］云：“孝标为荆州户曹参军，当始于天监七年。编撰《类苑》，亦当始于是年。翌年《类苑》成（原注：“孝标友人刘之遴《借类苑书》有‘安能闭志经年，勒成若此’之语。”），则《山栖志》之作，当在天监八年至九年。”[3](P154) 按：此有所未照之说也。“经年”既可指一年，亦可指多年。后者如《南齐书》“王文殊……父没虏，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余年。……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没獯庭，抱终身之痛，专席恒居，衔罔极之恤。服纻缟以经年，饵蔬菽以俟命……’”[4](卷五五《孝义列传（王文殊）》）与《梁书》“（何）远耿介无私曲，居人间，绝请谒，不造诣。与贵贱书疏，抗礼如一。……其清公实为天下第一。居数郡，见可欲终不变其心，妻子饥寒，如下贫者。及去东阳归家，经年岁口不言荣辱，士类益以此多之。其轻财好义，周人之急，言不虚妄，盖天性也”[5](卷五三《良吏列传（何远）》)及白居易《长恨歌》“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和柳永《雨霖铃》“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以至今人邢宇皓的“斗室无华，经年未饰，足见主人并不以外物萦怀”[6]中之“经年”，等等。因之，“经年”一词所指如何？得视具体情况而定。据我们前面所引《南史》刘峻本传之“安成王秀……使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及峻《类苑》成……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乃著《辨命论》以寄其怀”说考之，刘之遴所说的“经年”，显然是指多年，故罗先生之说难以成立。③ 同样的道理，据此“经年”无法推断《山栖志》之作时。至于“翌年（笔者按：指天监八年）《类苑》成，则《山栖志》之作，当在天监八年至九年”云云，则先后颠倒矣。罗先生本引《梁书·刘峻传》之“安成王秀……使（峻）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为《山栖志》……”《类苑》未及成而为《山栖志》，《梁书》《南史》刘峻本传均说得非常清楚，不知罗先生何以致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