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3-0263-07 一、中国宗教影响文学发展广泛而深刻 关于宗教对于民族发展的意义，梁漱溟曾指出： 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人群秩序及政治，导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识以致各种学术，亦无不导源于宗教……非有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此一大民族的统一，却每都有赖于一大宗教。[1]（第95-96页） 这是基于宗教与文化并生的观念，阐发宗教对于民族及其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同样，被认为与马克思、韦伯并列为三大近代社会学奠基人的涂尔干也曾说： 宗教宛如孕育了人类文明所有萌芽的子宫。既然宗教已经包含了全部现实——物质的世界和道德的世界，那么，推动事物的力就像推动精神的力一样，都被纳入了一种宗教形式而加以设想。这就是为什么形形色色的方法和实践，无论是那些使道德生活得以延续的（法律、道德、艺术），还是那些服务于物质生活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实用科学），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宗教的原因。[2]（第294页） 涂尔干所说的“宗教”取其广义，包括信仰、思想、观念、感情、情绪、习俗、社会组织等各个层面。按照他的说法，宗教包含了“全部现实——物质的世界和道德的世界”，即与人类全部物质和精神生活紧密相关联。那么研究一个民族的发展及其文化，包括文学艺术，不了解它的宗教是难以全面和深入的。 中国宗教的发展呈现独特形态。在中国，任何宗教神权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居于统治地位，更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具有强固的重理性、重人文、重伦理的传统，宗教性明显是相对淡薄的。可是，这种状态并不意味着宗教在中华民族发展中没有发挥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也并不比宗教对于其他民族的影响弱小。 就历史渊源说，夏鼐曾概括指出： 在宗教信仰方面，根据考古资料，在我国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有灵魂不死的观念，当时埋葬死者还随葬着生活用具和饮料食物，以便他们死后仍可享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且（祖）的发现，表明当时有生殖崇拜的习俗……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占卜术，我们在各地发现有卜骨和卜甲。到了殷商时代，占卜术更为盛行，政府中有专职的贞人，卜骨或卜甲上还刻有文字。周代占卜术衰落，但仍有少数占卜的甲骨出土。战国时代楚墓中的“镇墓兽”和漆器花纹上的怪兽，是楚人“信巫鬼”的表现。[3]（第147页） 胡适也曾明确说，“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和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4]（第17页）这样，殷、周以来，中华民族的先民已具有十分发达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在当时曾起着左右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讲这一时期的文化史，宗教乃是极其重要的内容。这一时期的宗教也成为后来中国宗教长远发展的源头。 不过一般讨论中国宗教，取其狭义，即限于组织化的教团宗教，也被称为“历史宗教”、“教会宗教”或“传播性宗教”等等，主要是指佛、道二教和宋、元以后的民间宗教（从多民族国家的构成考虑，还包括祆教、景教和后来的天主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在中国最早形成的本土教团宗教是道教，兴起在东汉后期；较之稍早即大约两汉之际输入的外来宗教佛教乃是更成熟的教团宗教。两者大约同时并兴，迅速传播、发展起来。就是说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宗教作为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如哲学、文学、艺术等）明确区分开来，宗教教团也区别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例如民间的宗族、“社”）独立发展起来。从此这两大宗教在历史上持续地发挥多方面的、巨大的作用。 这样，佛、道二教作为组织化的教团宗教在中国形成与传播，已经是统一的专制政治体制牢固确立起来的时期，也是内容丰富而卓越的民族文化传统十分成熟的时期。这种总体环境对于后来这两大宗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并具有决定性的。 在中国具体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之下，宗教神权不可能超越到专制国家之上，或处于现实统治体制之外。特别是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家的价值观与伦理体系成为抵制宗教发展的力量，相当有效地消解了宗教信仰的虔诚和盲目。因而不管某些王朝、某些帝王曾如何崇佛、媚道，如何优遇僧、道，也不管某些时候教团如何膨胀，形成多么大的实力，从根本上说中国的佛、道二教只能作为世俗政权的附庸存在。这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相当独特的现象，也成为文化史、人类学、比较宗教学等学科研究的重大课题。 但是，关于佛、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陈寅恪又曾作出这样的判断： ……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5]（第251页） 而纵观佛、道二教的历史发展，其在广泛的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上述势力，则是在东晋以后，到南北朝、隋唐时期更臻于极盛。牟宗三论及历史上的这一段也曾明确说道： 就哲学言，佛教的启发性最大，开发的新理境最多，所牵涉的层面也最广。[6]（第2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