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审美范畴的佛教语源

      《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是整体“龙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很多学者都做过有益的探讨。认为《文心雕龙》受到佛教不同程度影响的有中国大陆的范文澜、杨明照、周振甫、马宏山、张少康、汪春泓、陶礼天等，港台有饶宗颐①、张意文②、石垒③，日本有加地哲定④、兴膳宏⑤等。我个人也属此列，且持论更加坚定。我曾两度撰文认为，《文心雕龙》的成书及全书的结构是受到了佛教《成实论》的深刻影响⑥；刘勰和《文心雕龙》有深邃的佛教神学思想⑦。关于《文心雕龙》是否受到佛教影响，也有持反对意见者。如大陆的孔繁、毕万忱、李淼、台湾的潘重规(石禅)⑧等，尤以台湾的方元珍⑨最为激烈。孰是孰非，见仁见智。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以史实说话。这不只涉及对各类有关文献史料(包括非纸质)的阅读、甄别、考订、取舍，还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有关，就是说，研究者是否具有原著者的知识结构，是学术研究的一大关键。如果研究者不具备原著者的知识结构，那他的研究就很难做到客观、准确，其评价也很难公允。那么，在齐梁时期，刘勰不同于其他文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他拥有深厚的佛学功底和理论修养。因此，研究刘勰和《文心雕龙》似乎也应该具备佛教知识。过去学者们从《文心雕龙》中仅发现两个直接引用佛教的术语：即“般若”和“圆通”，因而认为尽管刘勰信仰佛教，但在《文心雕龙》中却很少运用佛教术语的观点。那么，《文心雕龙》真的是无意或有意回避甚或是排斥佛教术语？不解决《文心雕龙》的概念、术语与佛教关系的问题，似乎难以令人信服《文心雕龙》受到佛教深刻影响的观点。然而，只要我们稍具佛学知识，仔细查看、考量《文心雕龙》，就会发现其中还是有许多重要术语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术语，或直接从佛教哲学中引入，保持其原有的语义，如般若、圆通、物色；或根据佛教原意又加以创造组合，形成既有佛教哲学基础又有文学审美功能的双重范畴，如性灵、折衷、体性；或原为中国本土概念，加入了佛教内容，在进入文学领域之后，成为重要的文学审美范畴，如虚静、原道、意象。从语源学和发生学的角度，探讨这些审美范畴与佛教哲学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准确把握《文心雕龙》审美范畴的内涵与外延。此试举几例，加以探源、分析。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序志》)⑩

      释义：范文澜云：“《释藏》迹十释慧远《阿毗昙心序》‘《阿毗昙心》者，三藏之要颂，咏歌之微言，管统众经，领其会宗，故作者以心为名焉。有出家开士，字曰法胜，渊识远鉴，探深研机，龙潜赤泽，独有其明。其人以为《阿毗昙经》源流广大，难卒寻究，非赡智宏才，莫能毕综。是以探其幽致，别撰斯部，始自界品，讫于问论，凡二百五十偈，以为要解，号之曰心。’彦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条分明，往古所无。自《书记篇》以上，即所谓界品也，《神思篇》以下，即所谓问论也。盖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故能理明晰若此。”(11)

      心，佛教有三义：一曰心法、心事。梵语为citta，音译质多，指执取具有思量(缘虑)之作用者，相对于色(物质)、身(肉体)而言，指心王及心所法总称，相当于五蕴中之受、想、行、识等四蕴。也指心王，相当于五蕴中之识蕴，指统一心之主体一六识或八识。又以心、意、识三者为同物异名。二曰肉团心、真实心、坚实心。梵语为hrd或hrdaya，音译汗栗驮、肝栗大等，犹如树木之心，为凡物具有的本质。三曰各种情形所作心：如二心(真心与妄心、相应心与不相应心、定心与散心等)、三心(贪心、真心、痴心)等。刘勰所言“文心”若与佛教有关，则不会用以第二义肉团心、真实心；亦不会用以第三义各种所作心。显然，“文心”义与“质多”之“心”义最近。质多之心，乃心识一体，心即识蕴。故小乘说一切有部认为心王仅有一种，即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为心王所摄，眼等前五识为五种感官相应之识，第六识——意识则对于一切事理都有思虑分别之作用。佛教有部认为，心识能量无限，一切生命体皆托“心识”生发而成。慧远与僧伽提婆合译之《阿毗昙心》(12)，即为说一切有部之论藏。所以，《文心雕龙》在成书的结构上不一定受到《阿毗昙心》的影响(13)，但是在“心”论上，似乎与说一切有部有关“心识”的理论联系密切。

      (1)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

      (2)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丽辞》)

      (3)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杂文》)

      (4)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原道》)

      (5)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宗经》)

      (6)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论说》)

      (7)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神思》)

      (8)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隐秀》)

      (9)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养气》)

      上引第(1)、(2)、(3)、(4)、(5)例所言之“心”乃是“道心”，即所谓宇宙本体之“心”，如同婆罗门教之“大梵”(Mahābrahmā)、基督教之“道成肉身”(wordbecameflesh)一样，具有直接生发语言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一切人文典籍皆由此“道心”所造、所现。第(6)、(7)、(8)、(9)例是谓主体之心，它与宇宙本体之“道心”契合，所谓“心”与“理”应、合；“心”由“神”动、用。因此，在刘勰看来，“文心”不仅是宇宙大道之“心”，也是作家审美主体之“心”，更是此二者完美契合的统一之“心”。它体现了人文精神之最高品格，开掘了人文轨道之动力源泉，展示了人文审美之智慧灵魂。如此超越时空的“文心”，绝非道家涓子《琴心》、儒家《王孙巧心》所能攀援，其吸收佛家之“心”，似已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