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9)03-0173-05 孔融作为建安文学前期的代表作家，近年来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与建安七子中其他六子相比，并不少，仅次于王粲，远远超过了其他五人。就我们了解而言，从1994年至2007年10月，有关建安七子的论文：王粲24篇，孔融15篇，刘桢8篇，陈琳4篇，徐干2篇，应玚1篇，阮瑀0篇。但从用典的角度对孔融的诗文进行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我们认为通过对其诗文用典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视出建安文学前期文人诗文用典的基本情况，并进而分析建安文学前期文人诗文用典对前代文人用典的继承与发展，所以研究孔融诗文中的用典，不仅具有个案上的文学意义，而且具有文学发展上的史的意义。正如徐世溥的《榆溪诗话》所说：“前汉诗不使事，至后汉郦炎《见志诗》，始有‘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及‘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之句。孔北海‘吕望’、‘管仲’两言耳，曹氏父子益张之。”[1]9 研究孔融诗文中的用典，必须首先从文本入手，对其作品中的典故情况进行统计。经过认真辨析，我们统计孔融诗文中用典共200多个，这些典故的出处共涉及32种书。其具体取典情况是：《史记》中的44个，《汉书》中的26个，《左传》中的25个，《诗经》中的23个，《论语》中的20个，《尚书》中的12个，《公羊传》和《易》中各8个，《楚辞》中的5个，《韩诗外传》、《礼记》、《韩非子》、《战国策》中各4个，《荀子》、《国语》、《庄子》和《吕氏春秋》中各3个，《淮南子》、《榖梁传》和《周礼》则分别用了2个，《孝经》、刘向《孙卿子后序》、《古诗十九首》、扬雄《解嘲》、《尔雅》、《潜夫论》、《白虎通》、《孔丛子》、《新序》、《逸周书》和《管子》都是1个。 由上可以看出，孔融诗文中典故的来源最多的是《史记》与《汉书》等史书，其次是《左传》、《诗经》、《论语》、《尚书》、《公羊传》和《易》等经书，再其次为子书与集类著作。可见孔融诗文中的典故来源是比较广泛的。但就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来说，孔融诗文中的用典取之于经书的最多，《左传》中的25个，《诗经》中的23个，《论语》中的20个，《尚书》中的12个，《公羊传》和《易》中各8个，《礼记》4个，《榖梁传》和《周礼》则分别用了2个，《韩诗外传》、《尔雅》、《孝经》各1个，共106个。其次是史类书籍，用《史记》中的典故44个，用《汉书》中的典故26个，《战国策》4个，《国语》3个，《逸周书》1个，共78个。再次是子书类著作，《韩非子》4个，《荀子》、《庄子》和《吕氏春秋》分别用了3个典故，《淮南子》2个，《潜夫论》、《白虎通》、《孔丛子》、刘向《孙卿子后序》、《新序》和《管子》都是1个，共21个。最后是集类著作，《楚辞》5个，刘向《孙卿子后序》、《古诗十九首》、扬雄《解嘲》都是1个，共8个。 从孔融诗文中用典的实际来审视，孔融善于从经史中取典。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与他的家族文化传统和他的个性有关。《后汉书·孔融传》载：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性好学，博涉多该览。……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绵隶名而已。”[2]2276二是与历史上文人的用典传统密不可分。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人用典的传统由来已久。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赋诗见志”和“赋诗观志”都是借诵《诗经》中的篇章来表达自己的情志，这种情志与《诗经》本文内容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这种形式与文学创作中直接引用前代作品表情达意在本质上并无二致。正如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事类篇》所云：“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3]614在此刘勰用简括的语言对从先秦的周文王到东汉的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文人用典的历史予以了总结，指出了文人用典的演变轨迹。孔融诗文善于从经史中取典就是前人用典传统的继续。 用典，又称用事、事类，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云：“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3]614可见，用典就是引用古事、古语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的一种修辞方法与论证方法。关于典故的用法，从用典的方式上说，有明用和暗用两种。从典故的性质看，可以把用典分为“用事”和“用辞”。“用事”和“用辞”又各有“正用”、“反用”、“活用”三种不同的情况。下面我们就从正用、反用、活用等情况，对孔融诗文中典故的用法做一探讨。 “正用”，就是直接引用历史故事、人物或前人的成辞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改变典故的结构和含义，使用的是典故本来的意义。这在孔融诗文中一般又分为两种。一是直书古事，或径引古语。如《遗问邴原书》中“《诗》不云乎：‘来归自镐，我行永久。’”[4]44《崇国防疏》中“贾谊所谓‘掷鼠忌器’，盖谓此也。”[4]25《与曹公论盛孝章书》：“《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4]56《圣人优劣论》：“则《易》所谓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4]72，直用《周易》卷下《恒》中“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其道而天下化成”的语句。《上书请准古王畿制》中的《诗》云：“封畿千里，惟民所止”[4]14，直接引用《诗·商颂·玄鸟》中的原句。另一种就是不直接说出而是在行文中化用前人的句意或前代的史事、人物。如《临终诗》“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1]14中的“河溃蚁孔端”，就是从《韩非子·喻老》中“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的句意变化而来；《荐祢衡疏》中的“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终军欲以长缨，牵致劲越”[4]20等，就是化用贾谊、终军等人的事迹。这种用法在孔融诗文中比较普遍，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