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88(2009)02-0085-05 李斯被许多中国古代文学史称作“秦代的唯一文学家”，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那篇流传千古的《谏逐客书》。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在各种文学史中都有论述，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它同郑国渠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已经成为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学的基本常识。①然而常识并不一定就完全等同于事实，其背后可能掩藏着许多意想不到的材料。分析研究这些材料，有助于对这篇作品的认识，进一步逼近“历史的真实”。 关于《谏逐客书》的写作背景，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解题”最具代表性： 据《史记·李斯列传》略谓：李斯拜为秦客卿。适值韩人郑国来作间谍，被秦发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乃上此书，历叙客的有功于秦，力陈逐客之失。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据《秦始皇本纪》，逐客事在始皇十年，即公元前二三七年。[1](P1) 这段“解题”详尽说明了《谏逐客书》的写作缘起：时间是秦始皇十年(前237年)，事件是韩国人郑国来作间谍被发现，秦国宗室强烈要求驱逐这些“外来户”。事实上，这一解释似乎有着可靠的文献证据。《谏逐客书》从产生开始，第一次完整被记录于书面文献，就是在《史记·李斯列传》中，后来又被《文选》所收录。因此，根据《史记·李斯列传》来说明其写作背景，应该是真实可靠的。然而一旦深究，就会发现这仅仅是一种表象。 首先发现问题的是清代学者孙志祖，他的观点见于清代学者梁章钜的《文选旁证》。在《文选》中，李斯的这篇文章被命名为《上书秦始皇》，唐人李善对作者“李斯”有一段详细的注释，正是压缩了《史记·李斯列传》的原文，其基本事实没有任何出入。这段注释不但成为现代所有《谏逐客书》“解题”的核心，而且进一步巩固了《史记·李斯列传》所确立的这篇文章同郑国间秦的密切联系。孙志祖正是从这里发现了问题，梁章钜在《文选旁证》卷三十二引用孙志祖的说法： 此引《李斯传》以逐客事为因郑国，与《始皇本纪》不同。孙氏志祖曰：逐客之议，因嫪毐，不因郑国。郑国事在始皇初年。《大事记》云：是时不韦专国，亦客也。孰敢言逐客乎？《本纪》载于不韦免相后，得之矣。[2](P879) 原来认为有根有据的基本结论受到了质疑：写作的原因是针对郑国的间秦，还是针对嫪毐的乱国，甚或其他？写作的时间是始皇十年，还是始皇初年？这些都需要从原始的文献中加以认真的考证。 《史记·李斯列传》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收录《谏逐客书》的文献，也是确立这篇文章同郑国间秦有直接联系的最早文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乃上书言曰……[3](P2541) 这段文字将《谏逐客书》的写作同郑国间秦联系起来，而郑国间秦的最终成果就是形成了古代闻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如果说《谏逐客书》同郑国渠的联系是真实的，那么考定郑国渠的建成情况就必然对了解《谏逐客书》的背景有很大帮助。然而，由于文献的错综复杂，要真正理清修建郑国渠前后的相关情况，还需要一番细致入微的梳理考证。 修建郑国渠这一历史事件，在《史记》一书中共有三处提及。一处是上面引到的《李斯列传》，一处是《河渠书》，还有一处是《六国年表》。比起《李斯列传》，《史记·河渠书》对修建郑国渠的前因后果表述得更加清晰：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用注填閼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3](P1408) 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引汉人如淳注：“欲罢劳之，息秦伐韩之计。”[3](P1408)郑国渠的修建原来是韩人的一个计策，其目的是想要阻止秦国继续向东扩张，这就是有名的“疲秦计”。然而这种目的也可能仅仅是韩人的最初设想，计策最终能否实现，或者说郑国渠的最终开工和完成，当然只有秦国当政者才有权决定。可以设想，在郑国提出这一建议的时候，即使秦国的当政者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疲秦计”的实质，但有一点他们有清晰认识：这项水利工程对秦国农业的发展极为有益。想要进一步东扩、逐步消灭诸侯，秦国迫切需要一个稳固的大后方以及富裕的军需供给。也正是有了这个前提，在秦人发现了韩国“疲秦计”的实质后，并没有中止郑国渠的修建，这肯定是权衡了“疲秦”的消耗和这项水利工程的作用。因此，“中作而觉”后②，秦人仍然坚持完成了这项工程。郑国所说的“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其实秦人未尝不知，而且他当时说了什么也并不重要。挽救他生命的并不是他的辩解，而是这项水利工程本来也符合秦人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