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曲化”现象学界多有提及，大都从金元明这一时段提出，如金元词曲化，赵维江、陶然各自在其著作中专章专节谈及这一题目①；如明词曲化，王易《词曲史》即认为明词中衰原因之一是“作者以传奇手为词”②。刘毓盘也认为“与元明以来南北曲的兴盛有直接关系，明代填词者多以南北曲填词，造成了以曲为词、明词曲化的特殊现象”③。张仲谋《明词史》，在总论中专辟一节谈“关于明词曲化的认识”，认为明词曲化即是“破体出位”现象④。也有提出唐宋词曲化者，但多从唐宋词特别是南宋词对元曲的导源作用这一角度而提出，如近代学者姚华曾说：“词至宋末，多堕恶道，诸家不能辞其咎也；然下启金元，遂为千古曲家开山鼻祖。风气之成，固非一二人力也。”（《菉猗室曲话》卷一）或从唐宋词本身所具有的戏剧性而提出，如陶文鹏《唐宋词中的戏剧性》⑤。还有提及宋代带曲味的词家，涉及较频繁的有柳永、李清照、辛弃疾等。关于柳永，张德瀛《词征》卷一云：“诗衰而词兴，词衰而曲盛，必至之势也。柳耆卿词隐约曲意。”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曰：“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以还乐语所自出。”关于李清照，王士祯《凤凰台上忆吹箫·和漱玉词》评曰：“清照原阕，独此作有元曲意。”（宋征璧《倚声前集初编》卷一六引）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卷二评《一剪梅》云：“是元人乐府妙句。关、白、马、郑诸君，固效颦耳。”关于辛弃疾，有赵义山、彭天发《论稼轩俗词的曲体特征及其意义》⑥等文，探讨了文人俗词对散曲的影响。 总之，以上诸家之见都颇具力度、言之成理，对笔者多有启示，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转换角度再重新思考“词之曲化”这一现象。因为通过以上描述，我们知道，一提到“曲化”、“曲味”，学界一般皆指元曲所代表的风格特征，学界所持的概念是：“曲化”即指元曲大兴对词体的横向影响，“曲”即指散曲与剧曲，与“词”是异体。而我们要思考的是：当“元曲”还没成熟时，词的“曲味”从何而来？而且自唐五代词始就已经存在了，在文人词中也已经存在了。这要求我们对词之曲化应有一史的纵深认识，不要仅限于元以后，我们会提出为什么伴随着词的发展不时地会涌现出“词之曲化”现象？这是否说明曲化的“曲”除了有元散曲、剧曲之义外还有某些其他指向？从这一角度再进一步思考，又会提出词曲关系的渊源是什么？ “词之诗化”与“词之曲化”又有何关系？不同时代的“词之曲化”是如何进行的？词的“本色”究竟是什么？等等。总之，这些问题在等待着进一步解答，所以深入辨析“词之曲化”大有必要。 一 “词”、“曲”、“词之曲化”的确切涵义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应具体辨析词、曲、词之曲化的具体概念。而在辨析这些概念之前，需清楚一个前提，即“词曲同源”。 词最初在唐五代时被称为“曲子”或“曲子词”，其性质应该是配合歌唱的音乐文学，所以对它起决定作用的应是音乐，与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一样皆属音乐文学。而隋唐燕乐即属于词所归属的音乐系统。虽然关于燕乐的构成及其与词的形成间的关系研究界还有争议，但如果按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界定的燕乐概念，即“唐武德初，因隋旧制，用九部乐。太宗增高昌乐，又造燕乐，而去礼毕曲，其著令者十部：一曰燕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曰天竺、五曰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我们可以说燕乐应属于唐代民族大融合的产物，是中原旧乐同西域胡乐渐次融合的结晶。它包罗广博，是这一阶段音乐系统的总称。关于词体的具体起源，研究界有三种说法：1.由敦煌曲子词发展为宋代的词，属建国后一般说法；2.由“唐曲子”发展为词，以任二北先生为代表，其唐曲子的概念已扩大到隶属于唐代音乐的以民间歌辞为主体的所有入乐歌辞；3.由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发展为词，以王昆吾先生为代表，而这里的燕乐杂言歌辞又是对任二北先生“唐曲子”的发展，不仅包括以《云谣集》为代表的“曲子辞”，还包括以《尊前集》为代表的妓歌，以及以《花间集》为代表的文人著辞等。本文更倾向于最后一种意见。因为既然词是在唐时酝酿形成，词又属燕乐系统下的音乐文学，那么在燕乐系统中的所有曲辞都应成为孕育词的土壤，或者说那时的词就是当时的杂曲子歌辞，那么它与后世元曲间的关系正如姜书阁先生所认为的：兴盛于元代的曲，与词一样俱起于民歌俗曲，而并非是在宋代就已经文人化的词之变。曲之名为“曲”，不过是“歌诗之专名而已”，就其源起和性质而言，“曲亦是词是诗，词、曲均是诗中的乐府，为诗之别名”（《诗学广论》）。其实姜先生引出了一个新的“曲”概念，这个概念很大，将所有能付诸音乐并可歌的艺术形式皆称之为“曲”，包括诗被谱上曲可歌亦可称为曲，如声诗，亦如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歌俗曲”。所以我们可以说如从性质上来衡量，词与后来的元曲是同源的，都是音乐文学，都隶属于“曲”这一音乐文学的大概念中。 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词、曲、词之曲化就可以做更细致的辨析。我们认为词、曲有广义概念与狭义概念之分。 广义上“曲”泛指所有音乐性的民间性的娱乐性的音乐形式，从源起已决定曲的概念要大于词，它孕育了词，自然包含词。那么词则如张炎所说：“词以协音为先，音者何，谱是也。”这句话道出词的特点为“由乐以定词”、“以曲拍为句”而非“选词以配乐”。词以乐曲为主导。词属古已有之的诗与乐在崭新形式下的结合。至于在唐五代具体是如何结合，如何形成固定词调，令、慢词如何定型和发展，因这是初期酝酿阶段而呈现出多元纷繁状貌，但总是集中于燕乐系统所提供的范畴中，如“胡夷里巷之乐”、教坊曲、酒令著辞及文人声诗和大量的民间歌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