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元易代之际，江浙地区活跃着各种各样的词人群体，对此，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概括与描述。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四章“词派”指出：“宋元之际词坛主要有这样两派”即“文天祥、刘辰翁发扬苏、辛词风，周密、王沂孙、张炎则谨持周、姜衣钵”①；刘乃昌认为“南宋末期词”主要分“爱国志士的悲壮词”和“结社唱酬的遗民词”两类②；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从创作流派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名称“宋末元初的江西词派”，并且把“宋末元初的江西词派”和“江浙一带的白石派、梦窗派词人”③两种不同情调和风格的词派作了一些比较。上述著述从大处入手，从总体上勾勒了宋季词坛的基本面貌，对于把握宋元之际词坛的走向有宏观的指导意义。由于上述著述限于体例，对某一具体的对象研究未及细化，尚留有许多值得探究的空间，因此在此基础上，从地域的角度研究这两类不同词人群体，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勾勒还原彼时词坛创作生态环境的有效手段。据此，有的研究者把周密、王沂孙等词人群体称之为“临安词人群”④、“临安遗民词人群体”⑤、“杭越词人群”⑥，或径直称之为“浙江词人”，并且指出“宋末元初浙江词坛的审美取向却有着非常明显的地域趋同性”⑦。有的则从宋季词人生活地域的集中，较易于词人互相联络友谊，喜欢结社唱酬的角度，研究他们的结社联唱活动，认为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以杨缵、周密等人为中心的“西湖词社”⑧或“西湖吟社”，他们的交游唱和活动十分频繁，社交的痕迹明显，从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⑨。 从地域的角度研究宋季词坛的创作现象，从而考究彼时的文坛风气、文人心态和文学创作面貌无疑是可取的，问题是既然是细究彼时的词坛的创作风尚和创作特点，那就有必要进一步还原以地域为平台（中心）的“浙江词人”或者“临安词人群”，“临安遗民词人群体”、“杭越词人群”名称之下词人或词社创作的真实状态。如果要深入考究解剖宋元易代之际词人、词坛创作走向的话，笔者觉得“杭越词人群”的提法比统称“浙江词人”、“临安词人群”较切近实际。但“杭越”不仅仅是地望上的并列，而是标志着词坛创作中心的转移。如果前期是以“西湖词社”为标志，以临安为创作中心的话，那么后期（尤其是入元后）则是以“越中词社” 为标志，创作中心则已转移到浙东的越州一带。在以地域为平台的创作群体中有必要特别强调宋季“越中词社”实际存在的价值和越中词坛对于遗民词人创作的实际意义。 众所周知，两浙是宋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先进地区，靖康之变以后，又成为政治文化的中心。然而两浙的东、西从区域史研究的角度说，它们在地理上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浙东多山地，包括温、处、婺、衢、明、台、越七州，朝廷在越州（绍兴）设置观察使，统领七州；浙西多泽国，包括杭、苏、湖、秀、常、严六州及江阴军、镇江府八地，南宋杭州改称临安是都城，自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宋季两浙路词人得天时地利之和，结社联咏之风特盛，这是事实。浙西和浙东虽只一江之隔，但文风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南宋词人结社之风先形成于浙西之杭州、湖州，中心在当时的临安；活跃在宋末词坛的重要群体“西湖吟社”中词人，以西湖为背景，或歌咏节序风物，啸傲山川；或浅斟低唱，吟赏烟霞，以抒情怀。其群体成员如杨缵（紫霞）、周密（草窗）、张枢（寄闲）、李彭老（商隐）等人都是文人雅士、社会名流。他们精通音律，又有文采。杨缵知音识曲，有《作词五要》。张枢乃张鎡之孙、张炎之父，家有园林之胜，周密说他“善音律”是“承平佳公子”⑩，张炎说“先人晓畅音律，有《寄闲集》旁缀音谱”(11)，可见其擅长。周密是临安时期“西湖吟社”的核心人物，与社中人都在师友之间，他们创作观念审美趣味相近，气味相投，交往密切，唱和频繁。临安词人向以江湖雅人自居，寄情山水，并以优雅的方式生存并创作着。周密《采绿吟》序云：“甲子夏，霞翁（杨缵）会吟社诸友逃暑于西湖之环碧，琴尊笔研，短葛宝束巾，放舟于荷深柳密间。舞影歌尘，远谢耳目。酒酣，采莲叶，探题赋词。”该群体以临安为中心，优游于湖光山色之间，创作了大量吟咏西湖风光的词作，这是南宋定都临安以来，大量涌现的以西湖为背景词作的一个缩影。流传下来的“西湖十景”的词作大都成于此时。如张矩《应天长》“西湖十景”(12)，陈允平“西湖十咏”词，周密的《木兰花慢》“西湖十景”，真所谓“是古今词家未能道者”(13)。陈允平“西湖十咏”词云：“右十景，先辈寄之歌咏者多矣，霅川周公谨（周密）以所作《木兰花》示予约同赋，因成，时景定癸亥岁也。”(14)景定为宋理宗后期年号。据尹占华先生考证，西湖词社集中活动的时间，当是在宋理宗景定四年癸亥(1263)至度宗咸淳元年乙丑(1265)这三年中(15)。也就是说“西湖十景”词的唱和为词社活动拉开了序幕，他们在开宴梅边，饯春东园，主宾赏音，家姬侑尊，忘情于落花飞絮间，抚尽曲中诸调，极一时之盛。从现存的作品看，临安时期西湖吟社的唱和之作合乐尚雅，词人们往往沉醉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繁华与美丽之中，简直不知今夕何夕。正如周密后来在《武林旧事序》中回忆宝祐、景定间生活“朝歌暮嬉，酣玩岁月，意谓人生正复若此，初不省承平乐事为难遇也”(16)。西湖吟社的词人和词作正是这种背景下形成产生的。周密在南宋后期虽然往来于杭州和湖州之间，但他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杭州，他见证了以临安为中心词坛唱和的盛况，也经历了南宋灭亡后西湖吟社今非昔比沉寂。入元以后，临安虽不乏吟事，但词人唱和的中心显然已经向浙东的越州转移。宋季词人结社联吟之风由名人荟萃的京城继而转移到浙东之越州，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这标志着宋季临安时期文人雅士优游士风的终结和越州时期遗民文人咏物联唱之风的开始，宋季元初越中词社唱和带着浓厚的情感色彩和时代苦难的印痕，与临安时期的唱和性质已大异其趣，而与越地长期积淀的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却是密切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