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江南①经济文化格局发生了大的改变，曾经的六朝都城——金陵(南京)开始衰落，长江和运河交汇处的广陵(扬州)却日趋繁荣，唐人以诗歌见证这两座城市兴衰消长的历史。鉴此，本文对唐诗中的金陵与广陵②分别作了爬梳和分析，对这两所城市吟咏内容、情感意向等进行多方面的比较。本文对唐诗中的金陵与广陵进行比较研究基于两个维度，一是江南文化格局的维度；二是“城市艳歌”③发展的维度，前者是空间的、横向的，后者是时间的、纵向的。首先是在江南地域范围内，两座城市之中心地位的此消彼长，将给区域文化的发展方向乃至整体格局带来重要影响。就抒情文体而言，六朝以宫体诗与吴歌为文学载体的建康风月逐渐隐入历史，留给唐代诗人的多是劫后的感伤和光荣的追忆。另一方面，广陵成为唐人新的温柔乡，续演着六朝的城市生活格调，比较解读将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唐代广陵对于六朝城市艳歌的传承。 如果说金陵是六朝的代表性城市，那么唐代江南的中心城市则无疑是广陵，这两座城市都体现了当时江南城市经济的最高水平。在六朝末期金陵被毁后，广陵历史性崛起，于是六朝金陵的繁华逐步发展为唐代广陵的繁华。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此发生位移。 南朝梁后期侯景之乱，使建康城遭到严重破坏，陈时稍稍恢复。隋开皇九年(589)文帝灭陈，平建康城邑为耕地，又废毁东府城及丹阳郡城，繁华的六朝古都，被夷为平地。“于石头置蒋州，依汉置太守”④。原南京地区与丹阳、胡孰并入江宁县，与溧水、当涂二县同属蒋州统辖。隋炀帝继位，复改蒋州为丹阳郡。大业十三年(617年)，炀帝命起丹阳宫，准备迁都，计划未及实现已为唐所代。唐王朝继续推行隋朝抑压六朝旧都建康的方针，先后在此设蒋州和昇州，下面设过金陵、白下、江宁、上元等县，金陵(南京)的政治地位已趋中衰。而广陵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在唐初开始崛起，武德九年(626)，李渊将扬州大都督府从丹阳迁到广陵(扬州)。唐太宗时，在全国设四大都督府，广陵(扬州)为其一。大都督由亲王遥领，由长史主其事。睿宗景云二年(711)，定大都督府长官阶为三品。安史之乱以后，又在广陵(扬州)置淮南节度使，并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朝廷多慎选其人，常以名臣或宰相领之，故有“来罢宰相，去登宰相”⑤之说，由此可见出广陵政治地位的特殊。 在经济功能方面，造成金陵衰而广陵兴最大的原因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大运河贯通后，江南经济中心城市的格局发生巨大变化。隋灭陈后，即将建康城“平荡耕垦”，连接秦淮河与三吴之间的破岗渎也遭到废弃。大运河开通之后，以建康为中心的水运体系完全被大运河所取代，而广陵正处于大运河与长江天然航道的交汇点上，南连江、海，北接淮、汴，成为南北水路交通与运输的枢纽和财货的集散地，以广陵为中心的水上运输网络体系开始形成。唐后期经济重心南移后，广陵的地位更见重要，史称“淮、海奥区，一方都会。兼水漕陆挽之利，有泽渔山伐之饶，俗具五方，地绵千里”⑥。唐政府派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兼理漕运与盐运。代宗广德年间(763-764年)，刘晏对漕运大力改革，使江南之运积广陵以后，“岁转粟百一十万石”。⑦江淮以南八道的漕运都以广陵为转运点，所谓“舟樯栉比，车毂鳞集，东南数百万艘漕船，浮江而上，此为搤吭”⑧。唐代的主要盐产地有嘉兴、海陵、盐城、大昌等十监，除大昌监在山南东道外，其余九监均在江、淮地区，所产淮盐大都于广陵集散。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云：“唐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⑨。正是广陵在水运上独一无二的地位造就了经济的繁荣。 值得注意的是，广陵的全面兴盛是在“安史之乱”后，正如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中指出“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成为迫使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⑩如果说“永嘉之乱”后六朝的金陵开创了江南文化格局，那么广陵无疑是南迁第二波最大的受益者，它凭借盐业、珠宝、妓业等特色推动着城市的商业化和世俗化，开创了唐代江南文化崛起的盛况。安史乱后，大量北方移民南下江淮，广陵人口急剧增加，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例如德宗兴元元年(784)杜亚为淮南节度使，广陵城内侨居市民及工商户等多侵衢造宅，行旅为之拥塞(11)。晚唐诗人许浑在诗中曾惊叹：“十万人家如洞天”(《送沈卓少府任江都尉》)，这里“十万人家”虽然不是确指，可以想见当时广陵城的规模。于邺的《扬州梦记》云：“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常有绛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12)经济的富庶，海内外交流的频繁，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会聚此间，如历任淮南节度使的就有高适、杜佑、李吉甫、李德裕、李绅等，任淮南节度使掌书记的则有刘禹锡、杜牧等，其他术业有专攻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更是不胜枚举。另外，当时的广陵城里还有大量的南迁人口，他们大多是有技艺的工匠和有才华的文人。正是这些文人才士、能工巧匠的参与和努力，共同推动唐代广陵发展成为江南地区商业发达、人文昌盛、才士荟萃的中心城市。 随着唐代政治格局的变化，经济文化中心的位移，江南的金陵与广陵形成各自不同的城市风貌，性喜游赏的唐代文人对此有着不同的观感。 唐人对金陵的吟咏(13)，也历经了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其中由历史遗迹而触景生情，由国运兴衰而感怀各异，主题旨趣的演变之迹清晰可见。初唐多描绘江山之胜，抒发政治情怀。初唐诗人虞世南的《赋得吴都》称颂孙吴都城建康的不凡气象，诗中既有“画野通淮泗，星躔应斗牛。玉牒宏图表，黄旗美气浮。三分开霸业，万里宅神州”的豪迈情怀，又有“吴趋自有乐，还似镜中游”的自在自得。张九龄作为开元名相，他的《经江宁览旧迹至玄武湖》在写景之外，侧重探讨历史功罪，如“风俗因纾慢，江山成易由。驹王信不武，孙叔是无谋。佳气日将歇，霸功谁与修”等句，包含了较深刻的兴亡检讨。 李白是盛唐金陵诗创作的代表，其内容多是对六朝政治文化遗存的游赏和追怀，最有名的是《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此诗无论内容还是格调都颇具代表性。就内容而言，它突出了金陵诗多取材山水景物的特点。世事多变，而山水永恒。以山水写人事，却又水乳交融，这正是太白的高明处。之所以写山水，则是因为除此之外，几无可写，“天地有反覆，宫城尽倾倒。六帝余古丘，樵苏泣遗老”(李白《金陵白杨十字巷》)，前代宫苑惟有遗迹，现实中的繁华楼院已很难寻觅。其后的金陵诗在内容取材上大多类此。就格调而言，尽管太白是如此的意气风发，洒脱飘逸中那一丝哀伤却又隐隐约约、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