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雅典与耶路撒冷 无论是讲述《红楼梦》文学，还是讲述《红楼梦》哲学，我都使用一种有别于考证与论证即实证的方法，这就是“悟证”的方法。悟的思维方式被禅宗特别是被慧能推向了极致，最后从方法论变为本体论，断定“悟即佛”。但我是学人，不是僧人，仍然把悟作为方法，并且把它看做是不仅属于禅宗、而且也属于庄子、甚至是属于中国哲学的有别于逻辑论证的一种普遍性方法，这就是直觉、直观的方法。这种方法没有思辨过程，即无须“证”。但为了解说与讲述，也为了把宗教性之悟与学理性之悟区分开来，我便使用“悟证”一词(正如宗教与宗教学不同，宗教只讲信仰与情感，悟即可以，而宗教学则要有所证)，“悟证”也可以称作直证，即无须逻辑中介的直接把握；论证也可以称作曲证，即需要逻辑思辨这一中介的间接把握。关于这两种不同“证”的方法，贺麟先生讲得十分清楚。他说： 证明也有两个意义：第一，直接的证明，第二，间接的证明。直接的证明由体验去证明，如求仁得仁，知天即天知，见道即道之自觉。间接的证明，是理智的证明，也是外在的证明，由前提推结论，由因证果。直接的证明又名先天证明，间接的证明是后天的证明。黑格尔指出总体的推论是直接证明，形式的证明是间接证明。直接证明在某种意义下不是推论，也不是证明，而是一种直觉或体验。直证上帝，直证本体都是超理智的。康德反对用形式的间接的方法证明上帝存在，因为他认为上帝存在的问题非理智的而是信仰的问题。① 直证与曲证，实证与悟证的区分，背后是两大知识类型、两大真理体系的区分，即实在性真理体系与启示性真理体系的区分，也是希腊理性精神和希伯来神性精神的区分，雅典知识类型与耶路撒冷知识类型之分。文学更接近宗教，它诉诸信仰与情感，而不是诉诸理智与理性。它不同于科学，呈现的不是实在性真理，而是启迪性真理。因此，它对真理的把握方式乃是本体性的直接把握，也就是直证、悟证，而不是曲证、实证。 说“悟证”法门属于对启示性真理的把握，属于类似直证上帝的本体性证明，属于耶路撒冷的知识类型，只是说《红楼梦》的哲学方式和我的阅读方式属于耶路撒冷，并不是说《红楼梦》的精神内涵整个属于耶路撒冷，与上帝-基督教文化相通。从哲学内涵上着眼，可以说《红楼梦》既不属于耶路撒冷，也不属于雅典，它完完全全属于中国文化。小说中的哲学张力场不是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对峙，而是儒家道统哲学与庄禅异端哲学的对峙和只属于曹雪芹的其他对峙内涵。用耶路撒冷的参照系来看《红楼梦》哲学，可以看到以下四点巨大的差别： (1)基督教文化属于“有”的哲学，《红楼梦》属于“无”的哲学、“空”的哲学。整部小说是“无为有处有还无”，即有和无的矛盾、冲突、徘徊、彷徨，但其对宇宙、世界、人生的本体性把握，基督属有，曹雪芹属无。前者以上帝为宇宙本体，后者以“空”为宇宙本体。在基督教哲学体系中，不仅上帝是个神圣巨大的存在，而且上帝创造了这个地球，这个人间以及这个地球上的各种生命，都具有实在性。而《红楼梦》受佛学尤其是受庄禅哲学的影响，则认定世界、人生来自空而归于空，来自无也归于无，“质本洁来还洁去”，最后的故乡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无，“好了歌”具有多重暗示，其哲学暗示是世界与人生，最后了于无，止于无。“来兮止兮”，本来无一物，最终也无一物。所有的物，所有的色，包括金银、娇妻、权力、功名等都是幻影幻相。总之，基督教是直证上帝之有，《红楼梦》则直证诸相之无。前者以上帝为独一无二的最高境界，《红楼梦》则以“无立足境”的空空境、无无境为最高境界。 (2)基督教文化和《红楼梦》文化都是大爱的文化，其哲学又都是“以情为核”的哲学。但基督教的爱是“圣爱”，情的总根是天父天主之情，人间一切温情都源于此。而《红楼梦》的爱与情，却全然是人间之情，其情感系统(恋情、亲情、友情、世情等等)，全与圣爱无关，全源于人与人的相关互动，即情感不是神性的产物，而是人性的产物。因此，一旦心爱的人消失，主人公贾宝玉就会产生大哭泣，大悲情，确知消失之后不可能进入神圣之爱的怀抱之中。 (3)基督教哲学与《红楼梦》哲学都有罪感，即都有罪的哲学意向。基督教所定义的罪是因为人离弃了父亲(天父)而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从而也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因此，这种罪乃是因忘恩负义引起的内疚。失去天父也就失去存在的根据，因此可把这种罪定义为存在之罪，降生下来就有罪。而《红楼梦》没有这种原罪感，但也有歉疚感，其罪的原因是欠了泪-欠了情，没有情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这种罪乃是历史之罪，是“我的过去”欠了债，犯了罪。因此，两者的忏悔内容也不同，基督的忏悔是为了救赎，属于拯救灵魂的神性内容；曹雪芹的忏悔则是思念与慰藉，属于抚慰灵魂的人性内容。 (4)基督教与《红楼梦》都面对苦难，都有大慈悲精神。但基督教以苦为乐，认定拥抱苦难才是走向天堂的路径，因此接受苦难，甚至沉迷于苦难并以苦难为幸福。因为具有这种返回大地与苦难生命共负罪责的精神，因此，产生了自我牺牲的崇高感。而《红楼梦》也正视苦难，正视血腥的现实，却不以苦为甜，(不以苦难为幸福)，而是期望摆脱苦难，超越苦难。因此，《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返回苦难的大地，而贾宝玉则离家出走，逃离苦难的大地。但贾宝玉的原型——《红楼梦》作者本身，他的逃离只是逃避人间的卑鄙、污浊与黑暗，这之后他用一种看破幻相的最清醒的意识观照人间，他的逃离并非溃败，也非放弃关怀，而是赢得心灵自由进行精神价值的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