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8）04-0082-14 一、惠洪文字禅与丛林无事禅、无言禅的冲突 自中唐以来，以马祖道一为代表的洪州禅中流行着两个重要话语，即“平常心是道”和“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而从北宋名僧惠洪《石门文字禅》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到北宋后期，这两个流行话语在禅宗队伍中造成了两个明显的弊病：一是标榜“平常无事，饥食困眠”的自然人性，拒绝经律论藏的学习和研讨，这种观点推向极端，便成为饱食终日的“纳饭师”、“粥饭僧”的借口。① 二是依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祖训，反对语言文字的记述和写作，这种观点推向极端，便成为蒙然无知的“哑羊僧”的借口。② 惠洪的禅学来自临济宗黄龙派。然而，黄龙慧南的三个最著名的弟子东林常总、晦堂祖心和真净克文，其禅学宗旨并不相同。据《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记载：常总主张“平常无事、不立知见解会为道，更不求妙悟”，批评“晦堂、真净同门诸老，只参得先师禅，不得先师道”。而祖心却骂不长进的学者说：“尔去庐山无事甲里坐地去。”（庐山代指常总，因常总住庐山东林寺）克文更指责说：“今时有一般汉，执个平常心是道，以为极则。……凡百施为，只要平常一路以为稳当，定将去，合将去，更不敢别移一步，怕堕落坑堑，长时一似生盲底人行路，一条杖子寸步抛不得，紧把着凭将去。”③ 常总坚持了唐代洪州禅“平常心是道”的传统，却忽视了宋代禅宗所处的特殊的文化背景，即整个社会文化全面高涨的背景。在禅宗队伍日益士大夫化的情况下，“平常无事”的宗旨多少显得与社会的需求格格不入。所以，常总的门庭很快就衰落了，到南宋初，已是“门如死灰”。祖心和克文虽然一致批评常总，都以求妙悟为宗旨，但二人对待文字和经教的态度却略有差异。概括说来，祖心虽亦主张学禅者应先通教乘，但认为经教的本质是“说食示人”，而禅宗的宗旨却是“自己亲尝”。④ 克文却主张“融通宗教”，即通过对佛教经论的研讨来达到妙悟禅学宗旨的目的。他曾与王安石讨论《圆觉经》文字问题，后由其弟子惠洪整理为《圆觉经皆证论》。⑤ 惠洪提倡“禅教合一”，笺释《楞严经》、《法华经》等，正是延续了克文的家风。因此，尽管祖心的高足灵源惟清与惠洪的关系本来不错，但是见到惠洪作《楞严尊顶论》，便毫不留情地写信呵诋他以文字之学“窒后人自悟之门”。⑥ 此外，克文的家风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以诗文为工具宣扬佛学禅理，或者说“以笔砚作佛事”。仅据《云庵克文禅师语录》所载，克文就有诗偈近三百首，各体皆工。⑦ 而他的弟子也多好写诗作文。如靘禅师好吟咏，曾经题诗巨商家之壁，求得施主化缘。⑧ 慧日文雅写了《禅本草》，把禅比作治病的草药，而湛堂文准作《炮制论》相辅助，把参禅比作炮制草药的过程，两篇均“以文章为滑稽”。⑨ 惠洪的师弟希祖也“善论诗”，曾评陈叔宝、王维、王安石五言四句诗“得于天趣”。⑩ 这种家风也遭到当时一些禅师的嘲笑，据惠洪《临济宗旨》记载，他在临川住持北景德寺时，曾有上蓝长老来临川，对抚州知州朱彦说：“觉范闻工诗耳，禅则其师犹错，矧弟子耶？”(11) 言下之意是惠洪和他的老师克文只不过会写诗而已，在禅方面却完全是错的。上蓝长老的意见其实代表了禅门的传统观点，当时的老和尚“见少年嗜笔砚者，不背数必腹非之，以谓禅者不当以翰墨为急”(12)，甚至“呵衲子从事笔砚”(13)，诗文僧在丛林里普遍遭受排挤。 难道祖师所说的“平常无事”就真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难道祖师所说的“不立文字”就真是绝口不言、无识无知？倘若亦步亦趋、一成不变地执行祖师的教诲，那么无事无言的禅宗又如何能延续其独特的精神传统呢？事实上，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传承都很难通过沉默的暗示来进行，同时，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流播也很难仅靠口耳授受而传之久远，语言必须通过文字形式记录下来，才能真正成为一种精神传统传世。 正是有鉴于此，惠洪不顾禅门流俗的排挤呵责，义无反顾地亮出“文字禅”的旗号。他不仅利用佛学禅学的思想资源（内典），也借鉴儒家道家的思想资源（外典），批判了“无事禅”的倾向，修正了“无言禅”的宗旨，宣扬语言文字对于禅学的重要意义，宣扬研经论道对于禅人的重要意义，甚至宣扬记诵诗文对增益知识的作用，由此对“哑羊僧”和“纳饭师”、“粥饭僧”作出无情的批判和辛辣的嘲讽。 二、惠洪借鉴儒释道经典言论为文字禅所作辩护 关于惠洪“文字禅”的内涵，学界已多有探讨，兹不赘述。(14) 此处主要讨论惠洪是如何借鉴儒释道经典理论对“文字禅”的有效性进行辩护的。 首先，惠洪借用禅宗祖师自身“藉教悟宗”的经典言论，来修正所谓“不立文字”的禅门宗旨，从而强调“三藏精入，该练诸宗”对于学禅者的重要性。在《禅林僧宝传》中，惠洪称赞通玄“引《法华》以证成明佛祖之密说，泮然无疑，藉教以悟宗，夫岂虚语哉！”(15) “藉教悟宗”四字，正是禅宗初祖菩提达磨所倡入道途径之一“理入法”的精神。(16) 依此精神，则不必严守“不立文字”的宗旨。进一步而言，禅宗的祖师并非只有达磨一人，即使承认惟有“不立文字”才是达磨禅的要义，那么也不必固守这一家之说的门户。惠洪在批评北宋禅僧忽视永明延寿禅师所撰《宗镜录》时指出： 旧学者日以慵堕，绝口不言，晚至者日以窒塞，游谈无根而已，何从知其书，讲味其义哉！脱有知之者，亦不以为意，不过以谓祖师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之法，岂当复刺首文字中耶？彼独不思达磨已前，马鸣、龙树亦祖师也，而造论则兼百本契经之义，泛观则传读龙宫之书。后达磨而兴者，观音、大寂、百丈、断际，亦祖师也，然皆三藏精入，该练诸宗，今其语具在，可取而观之，何独达磨之言乎？……明窗净几之间，横篆烟而熟读之，则当见不可传之妙，而省文字之中，盖亦无非教外别传之意也。(17) 既然在达磨之前的马鸣、龙树，在达磨之后的怀让（观音）、道一（马祖）、怀海（百丈）、希运（断际），都“三藏精入，该练诸宗”，那么达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绝对有效性也就值得怀疑了。所以惠洪重新阐释了达磨的禅学宗旨，这就是在熟读文字的基础上去体会“教外别传”之妙。也许这才是弥合“藉教悟宗”与“教外别传”之矛盾的惟一合理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