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政府建设一流大学的政策分析

      虽然“世界一流的理念是全球范围的”，“反映了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型学术机构的规范和价值”，①但现有世界一流大学模式主要取法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美国研究型大学在跃升为世界一流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否出台明确的政策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否通过专项建设计划介入一些大学的发展，建设的过程和效果如何？本文认为，在二战后的特定历史时期内，美国联邦政府明确出台政策，重点建设“学术中心”，使得一批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政策的运作方式和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思考。

      一、美国语境中的一流大学概念

      美国学术界对于本国大学的水准有着清晰的判断。1945年发表的著名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指出，20世纪以来美国大学教育取得了迅速发展，特别是修读研究生课程的学生数量出现了引人瞩目的增长。但是在纯科学领域，即发现新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科学原理方面，与欧洲相比只有第二流的水平，“科学研究的发展并不平行于这种教育的发展”②。但在仅仅相隔了十五年之后的1960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发表的《西博格报告》公开宣称，美国的学术卓越中心拥有第一流的科研活动和研究生教育，已从不足5所扩展到15～20所，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国家需要，应该在未来十五年里达到30～40所一流大学③。

      这两份著名报告带给我们很多启示。第一，一流大学是一个比较的概念，比较的内容是含义丰富的“科学”，包括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均衡发展，比较的对象是欧洲的学术机构。第二，美国一流大学涌现的关键时期是在二战后的三十年间。第三，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建设更多的一流大学。这两份报告所论述的“科学”要比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在涵义上更为广泛。简而言之，“科学”在概念层次上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既包括以增进理解为目的的研究活动，也包括培育年轻人成为新一代科学家。在实体层次上，科学主要表现为“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二者在每个可能的水平上都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美国科学的“纠结的核心”(knotted core)，而美国大学则为科学的载体“天然持有者和托管人④”(natural holders and custodians)。正是在“科”与“学”紧密结合的意义上才能把科学水平作为评判大学的标准。

      以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为参照，可以大概比较出美国与欧洲在科学研究水平上的变化。如表1所示，诺贝尔奖颁发的前三十年里，美国获奖者寥寥无几。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的获奖数量开始迅猛增长，已经超越了德国和英国，但还逊于欧洲的总体水平，这一阶段也正是美国大学“跻身”世界一流的关键时期。而在二战后的十余年间，美国的获奖总数居然超过了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标志着世界科技中心从欧洲转移到北美。与此同时，美国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也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如表2所示，在35年时间里，美国高校数量增长不到1倍，教师数量增长超过7倍，每年颁发的学士学位增长接近5倍，而硕士和博士学位均超过10倍。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和大规模的研究生教育，正是美国语境下衡量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

      美国大学迈向世界一流的过程中，联邦政府的介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而言，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是随着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逐步建立起来的⑤。但是科技中心的转移并不一定与经济中心同步，可能存在较长的间隔。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是在20世纪初期，但在科学上依然落后于欧洲，大学的成长在自然状态下更是缓慢发展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显著的转折点，正是由于战争使联邦政府意识到资助科学的必要性，从而采取多种公共政策工具如科技政策、财政政策等，直接或间接地帮助美国大学提升学术水平。美国大学协会前任主席罗森茨维格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理解联邦政策的深刻影响，就无法理解现代大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⑥。如下页表3所示，美国在1975年的研发经费支出是1940年的100多倍，大学研发支出则增长超过了115倍，而大学研发经费当中来自联邦的部分不断增长，最高达到2／3之强。长时间、高强度地持续投入，铸就了所谓的大学—政府间伙伴关系，而这正是一流大学科学工作的不可或缺的基础⑦。

      二、联邦政府通过资助科学来建设一流大学：1941-1960

      传统上美国联邦政府很少介入高等教育事务。

      表1 1901-1960年诺贝尔奖的国家分布

      

      数据来源：National Science Board.Science Indicators 1976(Washington,NSF,1977),194.

      表2 1940-1975年美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变化

      

      数据来源：Snyder,T.D.120 Years of American Education:A Sraristical Portrait(Washington,D.C.: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1993),80-83.a为1976/77年数据。二战前联邦政府建立少量直属机构开展一些应用研究，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很微弱的⑧。二战爆发后，一批大学出身的科学家们较早地意识到需要对美国的科技力量进行组织和动员，包括卡耐基研究院院长布什、MIT校长康普顿、哈佛校长科南特、美国科学院院长朱厄特在内的科学界领袖人物促请罗斯福总统批准建立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并于1941年6月改组为科学研究发展局(OSRD)，布什任局长。OSRD的成立使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