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演说的关注，近代以来不乏其人，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鲁迅、蔡元培等大家皆有专门的思考与论述。①然而，现代女性的演说传统则是另外一条脉络。1907年8月，章太炎为一个月前就义的女烈士秋瑾撰写文集序，将秋瑾之死归因于其“以漏言自殒”——“瑾素自豪，语言无简择，尝称其乡人某为已死士，闻者衔之刺骨。”章氏以“古之善剑术者，内实精神，外亦妥仪，则喋喋腾口者寡”为对照，慨叹“惜乎瑾之不志此也”。② 章氏所批评的，换言之即指秋瑾出众的演说才能。秋瑾当属中国现代意义上女子演说的第一人。她牺牲之后，友人们的悼念文章无一不提及其辩才：“丰貌英伟，娴于辞令；高谭雄辩，惊其座人”（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生平豪纵尚气，有口辩，每稠坐，议论风发，不可一世”（吴芝瑛：《记秋女侠遗事》）。③秋瑾自身对于演说的意义也有非常自觉的认识。《秋瑾集》首篇即收录《演说的好处》，文中强调演说的才能需要“练习”，不是先天禀赋随便说说即可，认为演说是一门学问。④同样是对于演说的倡导与实践，身为女子的秋瑾在章太炎看来，却是失于“以漏言自殒”。以章太炎一代启蒙宗师的身份，对于女子演说所抱持的态度，可略微窥得女性演说在那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之处境。 演说与现代教育的关系，陈平原于《有声的中国》一文中有精辟的阐述。他指出，一方面，演说之所以被关注与提倡，很大程度是因其可以作为学堂的补充；另一方面，学堂里的专业训练，又使得演说的内容及技巧大为提升。⑤代女性的演说训练，亦与学校教育密不可分，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女高师首届国文专修科的新教育⑥，即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 二 1917年9月，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开设第一届国文专修科，其初期教育还囿于旧学的樊篱。⑦至1918年9月，北大哲学系毕业生陈中凡接任国文专修科级任，为禁锢闭塞的女高师带来了北大思想活跃的新鲜空气。在陈中凡的支持下，1919年1月，国文专修科学生成立自己的学生社团——“文艺研究会”，分为编辑部、干事部与讲演部三个组织机构。其中讲演部负责组织开展演说活动。 女高师学生对于演说的意义功用有自觉的关注与思考。文艺研究会刊物《文艺会刊》第一卷第二期，刊有国文专修科学生关应麟⑧的论说文《讲演与教育之关系》。出于自身的专业性质，关应麟重视讲演对于普及教育、牖启民智的作用： 讲演之方，能达普及教育之真义；牖启人民之知识，感发人之德性，激励人之志气，以补学校教育所未逮，至为普及教育之预备。⑨ 值得注意的是，她特别强调教育者需要训练演说的技巧： 传道，授业，解惑，全赖乎言；但言有善不善之别焉。……所以为良教师者非仅学问之大而已；必其教授之善，能使学者得耳提面命之益，必其音调谐适，抑扬顿挫，轻重合宜，问答有方，引人入胜，能使闻者乐之不倦焉。⑩ 由此可见，女高师学生意识到，演说才能是一个现代教育者的必备质素，而就演说而言，从内容到形式，甚至是音调的把握，都需要经过反复斟酌和练习。讲演部的活动，恰为她们提供了一个自我演练与表现的舞台。据《文艺会刊》第一卷第一期附录的《文艺研究会章程》，讲演“分定期讲演与特别讲演二种，定期讲演于每学期之始，各会员将认定之题目报告于部长，由部长编定次序，每星期二人或三人依次讲述一己研究之心得，每学期终开辩论会一次；特别讲演请校外名人或本校教师莅会讲演，会员亦得加以讨论。”定期讲演的常会“每周火曜日下午三时举行，迄六时止；特别会期临时择定，预先通告”。讲演设“批评”程序：“凡会员及教师对于讲演之题旨及讲演者之态度语言有所商榷均得批评之”，相当于现代教育的“seminar”形式。此外还注重演说的记录，讲演者提交文字稿以供保存，出色的会发表于文艺研究会的会刊《文艺会刊》上，每次讲演“由会员中轮值二人为书记，记述教师及会员之批评。”(11)这种以文字形式保存声音之举，十分有见地，也为后人考察和复原演说的现场提供了方便。据统计，自1919年9月至1920年3月，半年间举办讲演会20次。(12) 考察《文艺会刊》第一卷第一期所附《本会记事》中刊载的讲演会篇目，女高师国文专修科学生们的关注范围相当广泛，大致统计如下： 主题 女性 文学语言 人生观 教育科学 次数10875 2 可以看出，学生们最重视的，一是与她们自身命运最密切的女性问题；二是与她们专业相关联的文学与语言问题。 据当年的国文专修科学生黄英（庐隐）的回忆，女高师早期的氛围其实是相当守旧的，许多学生的思想还没有挣脱旧道德与旧思想的束缚： 在我进大学的那一年，正是五四运动的时候，这当然是个大变化，各种新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勃然而兴，我对于这些新学说最感兴趣，每每买些新书来看。而同学之中十有九是对于这些新议论，都畏如洪水猛兽，我还记得，在我们每星期五晚上的讲演会上，有一个同学，竟大胆的谈恋爱自由，她是一个圆面孔，身材丰腴的女孩儿，当她站在讲台上，把她的议题写在黑板上时，有些人竟惊得吐舌头，而我却暗暗的佩服她，后来她讲了许多理论上的恋爱自由，又提出了许多西洋的事实来证明，大家有窃窃私议的，有脸上露出鄙夷的表示的，也有的竟发出咄咄的怪声的，而那位同学，雪白的脸上，涨起了红潮，她是在咬牙忍受群众的压迫呢，散会后，我独去安慰她，同情她，而且鼓励她勇敢前进，这样一来，我也被众人认为新人物，时时冷讽热骂，有几个更浅薄的同学，常常讥讽我，因为我不懂旧文学，所以只好极力学新的，——据她们的脑筋，以为新文学，是用不着学就会的，只有她们满肚皮的死四书五经，是我们这些不学无术的人望尘莫及，——当然我对于这种讥讽也只得承受，无论如何，我肚子里是没有典故的。(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