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走过了一条艰难而非凡的道路。1978年以前，它是一个相当薄弱、几乎不为人知的弱小领域。1978年以后，它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后来居上，异军突起，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创造性地建立了高等教育新学科，而且在高等教育问题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不仅专业研究机构、人员、刊物、成果等多项指标居于世界前列，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大国，而且探索出一系列推动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发展的宝贵经验，在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今天，回顾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业历程，总结成功经验，展望未来道路，对于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持续、健康、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 本文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为主线，结合研究重点的转移、标志性事件或成果的产生以及高等教育研究宏观背景的变化等因素，把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前学科时期(1949-1977)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末郑观应、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对传统高等教育进行了初步反思，发表了一些关于高等教育的评论和建议。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研究的范围扩大，当时一些知名学者和大学校长如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胡适、傅斯年、雷沛鸿、孟宪承、郑若谷、庄泽宣等都是高等教育专家，他们发表的不少高等教育名篇佳作是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基本上以前苏联的经验为蓝本。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的要求，高等教育界围绕学习前苏联经验开展了一系列翻译和研究工作，《苏联的大学》、《苏联高等教育》、《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方法》等都是当时有较大影响的译著。1953年5月，新成立的高等教育部创办了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高等教育通讯》（后来改为《高等教育》）。该刊除了发布公告、交流经验之外，也刊登一些介绍前苏联高等教育的文章和国内高等教育调查研究的报告。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高等教育界积极响应。高校不少教师干部围绕教育教学改革工作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话题包括教育方针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学习前苏联高等教育理论与教学方法、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建设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解决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等多个方面。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高等教育》开辟专栏讨论教学改革的各种问题，其中关于教学中的“百家争鸣”问题的争鸣最为热烈，各派观点相互交锋，各抒己见，一时掀起了教学研究的“小高潮”。 1957年，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潘懋元组织编写了一本《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在建立高等教育学科方面进行了第一次重要探索。《讲义》在前言中明确提出，应逐步地建立一门称为“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的教育科学。虽然《讲义》因为政治运动的原因未能公开出版，但它提出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构想，为70年代末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建打下了重要基础。 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使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受到冲击，高等教育研究被迫中止，取而代之的是对“教育革命”和“红专大学”的宣传。60年代上半期，高等学校教学秩序有所恢复、知识分子政策得以执行，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恢复提供了契机。1962年和1963年，为贯彻“高教六十条”，教育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就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研究主要讨论了如何解决运动过多、劳动过多，贯彻“少而精原则”、“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半工半读等问题，这些研究多数以经验总结为主，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理论性文章。 1966年“文革”爆发，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陷于停顿状态，全国各地的教育刊物和大学学报全部停刊，致使建国后前十七年已经形成的以教学研究为重点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被迫完全停止下来。当时的高等教育文章主要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和《教育革命通讯》等报刊上，基本上是宣传“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出的错误的主张，并对“前十七年”教育路线进行否定和诋毁。 尽管从1949到1977年这段漫长岁月，不同历史阶段的高等教育研究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但它们都具备“前学科时期”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共同特征：一是高等教育研究尚未形成专门领域。当时几乎没有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人员，也没有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还没有形成“高等教育研究”这一概念。二是高等教育研究以实践经验为主，理论研究相当薄弱。尽管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对高等教育理论问题进行过思考和探讨，但与高等教育实践研究相比，成果极少。三是高等教育研究不重视理论指导，也不重视研究方法。当时无论是实践研究，还是理论研究，绝大多数都是简单描述，就事论事，甚至是随感而发，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指导，也很少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极少数学者开始运用普通教育学理论和方法来探讨高等教育问题。 （二）学科建立时期(1978-1984) 20世纪70年代后期，高考制度的恢复揭开了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序幕，全国科学大会带来了“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推动了高等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高等教育实践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客观需求日益显现，也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在这一背景下，刘佛年、朱九思、潘懋元等一些教育理论工作者开始大力倡导高等教育理论研究。1978年，潘懋元发表《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等文章，时隔20年后再次发出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呼吁。[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