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学术史的研究主要有内外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即偏重“内在理路的研究”和偏重“外在理路的研究”。前者旨在通过对学术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的考察和分析来揭示学术思想的内在逻辑线索，因而重在学术的观念和理论层面，如梁启超和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这类研究的范例；而后者则侧重于考察和分析学术与社会（主要包括政府、大学、学会、企业以及各种组织和机构等）的互动关系，力求阐明影响和制约学术发展的各种外在社会因素，因而重在学术的实践和制度层面，如美国科学史家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可谓这类研究的范例。①本文主要采用后一种分析框架，力求展现中国现代教育学术是如何凭借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这个平台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总体而言，中国现代学术是在导人和借鉴西方近代学科分类观念和大学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而引发了以“四部之学”为核心的传统学术体系向以“七科之学”为基础的现代学术体系的转型；②在此过程中，近代大学以其学科为中心，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提供了最重要的平台。③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先后借鉴日本、美国大学教育体制，既设置于国立高等师范和综合性大学而表现出“双轨制”的特点，又设置在教会大学、私立大学、独立教育学院和独立师范专科学校而呈现“多元化”的走向及其格局；教育学科在各类大学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共同促成了中国现代教育学术的发展和繁荣。 一、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的崛起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近代制度及文化随之被移植到中国，从而使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振荡，新式教育取代传统教育已成必然之势，大批新式学校开始在近代中国出现。新式学校的出现需要大量合格的近代师资，而中国几千年来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官学、私学、书院里，均以长者、学者或官吏为师，教师远未达到专业化的程度。为使教师自身先受专业化教育，师范教育成为当务之急，这一点正如时人所说：“不论保守党、进步党、急激党，莫不公认教育为当今唯一之问题矣。就教育而论，不论官立学堂、民立学堂，莫不公认师范为当今唯一急务矣。”④于是，“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师范为群学之基”、“师范为教育之母”的观点渐成清末国人的共识，但中国自古没有师范，因而日本师范学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师范”一节中介绍了日本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日本凡学校皆分二种，一高等，二寻常），其所教者有十七事：一修身，二教育，三国语（谓日本文语），四汉文，五史志，六地理，七数学，八物理化学（兼声光热力等），九博物（指全体学动植物学），十习字，十一图画，十二音乐，十三体操，十四西文，十五农业，十六商业，十七工艺。”⑤他认为中国师范学校课程应参照日本进行增减。1901年，罗振玉在《教育世界》发表《设师范急就科议》一文，主张仿日本师范速成科之例，立师范急就科，并拟订章程10条，其要点是每县立师范急就学堂一所，“其地即借原有之书院或公所为之，以省经费”。其教学科目参考日本师范学校“兹省为六端：曰教育，曰历史，曰地理，曰数学，曰理化，曰博物，以归简易”。“科目既定，宜选课书，兹就近日已译之书合用者开列于此，曰学校管理法，曰教授学，曰学校卫生学，曰内外教育史，曰教育学……”⑥清末兴办师范的呼声促使国人在研究和导入日本师范教育的基础上创立教育学科。 在近代中国率先开设教育学课程的是1897年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师范院，其宗旨是造就师资以推广新教育，共考取学生40人，其学习内容“视西国师范学校肄习师范教育管理学校之法”，⑦学校所属译书院编有教育学课程讲义以供师范院教学之用。1898年，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希望通过培养日文翻译人才以介绍日本及其翻译的欧美国家有关教育、时务之书，故在课程设置上以日文为主，辅之以修身、教育、历史、地理、数学、格致等，学社聘请了日本教习藤田丰八负责教务、田冈岭云为助教。1902年，在张謇主持下通州师范学校聘请师范教习4人，分别教授管理法等课程。同年，湖北师范学堂除授普通学课程外，另授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尽管这些学校仅相当于中等师范学校，所开设的教育学课程程度也较低，但毕竟为清末优级师范学堂开设更高层次的教育学课程奠定了基础。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附设速成科，速成科又分仕学馆和师范馆，师范馆遂于同年10月与仕学馆一起开始招生，开设“教育学”课程。⑧此后，随着师范教育的不断发展，教育学科逐渐成为师范学堂的主干学科和必修课程，如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北洋师范学堂等均设有教育学科。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师范学堂分初级和优级，优级师范学堂在第二、三学年开设教育理论、教育史、教授法、学校卫生、教育法令以及“教授实事练习”等。同年，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设立；次年，甘肃大学堂师范馆改成优级师范学堂；1906年，三江师范学堂改为优级师范学堂，天津优级师范学堂和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成立；1907年，河南优级师范学堂设立；1908年，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独立成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在长沙创办；1910年，山东全省师范学堂改为山东优级师范学堂；1911年，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改为四川优级师范学堂。上述教育学课程在清末优级师范学堂的系统开设，标志着教育学科已在近代中国高等师范确立。 教会大学是近代中国较早开设教育学课程并创设教育学科的另一类大学。发端于欧洲中世纪的西方大学与基督教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士即教师”的传统也源远流长。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开始在中国享有传教、办学等特权。在传教和办学的过程中，一部分传教士意识到合格的师资对教会学校乃至整个传教事业具有重大意义。“教会一经建立就会产生开办学校的愿望，就会产生对教员的需求，这种教员不仅能教中国古典作品，还能教各门普通学科，如地理、算术、音乐、通史和物理学……我们目前没有其他培养教员的机构，何况培养教员作为传教士工作合理而重要的一部分，已自然地落到他们肩上”⑨。这是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全国大会上美国来华传教士狄考文(C.W.Mateer)的言论，但当时的反响十分有限。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全国大会召开，参会者中有人公开呼吁建立专门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如美以美会传教士李承恩(N.J.Plumb)在发言中将创办师范学校列为在华基督教教会“未来计划”中的首要工作，强调：“具有有才干的本地教员是学校工作的头等大事，专门培养基督教教师的学校更为重要。”据此，他建议：“可由几个相邻的差会合力，在中心地区开设一所设备良好的此类学校，大家互相得益。”⑩1893年，中华教育会举行第一次“三年会议”，(11)会后中华教育会执行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呼吁书，要求：“在将来挑选和派遣工作人员时，对那些虽然在别的方面不突出，但却受过教师工作专门训练的人给予特别关注。”(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