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在中国社会，“跳龙门”——精英选拔的生动意象，作为一种励志图腾，有悠久的文化渊源。其后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激励机制与“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个体与家族成就通道。科举制在确保官僚体制充沛的人员候补的同时，更凸显国家权力机构透过教育与考试制度所完成的人才遴选与社会治理。①1949年以后，教育仍然是实现社会向上流动、获得社会身份的重要途径。在本研究中，精英选拔特指北京大学的新生录取，尤其关注来自农村的新生，即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 教育场域带有浓郁的政治性，马克斯·韦伯曾经警示：教育的专利将滋生一个享有特权地位的“种姓集团”，那些优势集团，史无前例地运用各种权力和名衔——财产、教育和门第，武装自己。他们无须选择出身还是功绩，天赋还是获致，承继祖上还是自身努力，因为都可以兼而得之。②布迪厄则更直接，在其《国家精英》中，教育系统被视为权力的生成机制得以考察，③高等教育视为精英生成的权力场域得以曝露。不同的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在此进行隐秘且繁复的转换，学校被视为在“发达的民族国家中为社会等级制提供证明的极为重要的制度机制”④。通过某种社会炼金术(social alchemy)的运作机制，根植于经济与政治秩序中的社会秩序，经由个体的自我转换（考生及其后的学校与家庭），成了一种智力上的贵族统治（激烈考试竞争中的高分）——其后的社会等级制度被巧妙地掩饰起来。高等学校通过“录取通知”以及可以期许的“毕业文凭”不仅制造了一种“成人仪式”，同时还制造了一种“制度仪式”，——与其说是在其前与其后画了一条“通过”的界线，倒不如说是将那些注定了要占据社会显赫地位的人，从人群中识别且筛选了出来。 布迪厄触及了现代社会统治的内在逻辑及其构造形式——借助这种构造，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得以掩饰了自己的本质，——即根植于经济与政治权力中的必然性转换为教育系统中“温和”且“公正”的竞争。无论攫升精英者还是沦落下层者，对这一权力规则都所知有限。帕金提出“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理论：各种社会集团都会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些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择某些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这些属性包括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 本研究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探讨在中国的社会秩序与教育系统中，国家精英是如何选拔的？在“这一个”制度与文化中，哪些结构与秩序、哪些核心因素决定了对他们的甄别？这一筛选究竟是复制还是偏离甚至颠覆既有的社会秩序？他们又将以何种文化资本以及其后的专业选择、实践智慧做出何种人生规划，旨在成为何种精英？ 研究聚焦于“农家子弟”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基于户籍制度上的城乡二元分化。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建立起严格的户籍制度。1957-1958年，户籍制度从治安管理、人口统计的管理功能转化为限制人口自由迁移、禁止农民流入城市等控制功能，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不同的户籍持有者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各个层面差异悬殊。概而言之，建国初期的社会转型虽然打破了阶级体系，但农民仍被约束于土地与身份之中，先赋性因素——借助户籍制的建立——将其束缚在不利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资本当阳称尊，农民处于经济分层中最不利的地位。⑤以2005年为例，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0493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254.9元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上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倍，加上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因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城市居民与农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 其二，基于身份制上的出身差异。韦伯最早提出身份和身份群体的概念，其核心构成为生活方式、教育过程以及因出身与职业而获得的声望等。我国在50年代中期形成的身份制更多突出政治身份，譬如贫下中农、富农、职员、干部等。改革开放以后，过去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干部阶层）逐渐演变为干部、工人、农民三种出身，不同出身的群体在生活机会、社会福利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差异。 其三，基于资源分配的行政区划。中国社会至今，社会结构仍然具有清晰的金字塔结构。从上到下，第一级省会城市，第二级为地级，第三级为县城，第四级为乡级即村镇，金字塔的底座是广袤的农村。不同行政区划在资源、机会和社会空间占有的能力相差甚远，行政区划越高，资源的控制力越强。 对于数量如此庞大的处于社会等级金字塔底座的农村人口，其年轻一代要进入城市、获取体面的职业，拥有骄人的成就，社会结构与制度为其留下一扇门：接受高等教育——“跳龙门”。 “跳龙门”——北京大学的录取——可视为中国教育资源与教育成就的一个信号指示器。“上承太学正统，下立新学祖庭”，北京大学是第一所国立的综合性大学，享有崇高地位。时至今日，北京大学无论在学科实力、社会声誉，还是国家重视和扶植力度等方面来说，都享有优势。北京大学的教育经历与文凭是进入筛选严格的专业技术机构及国家权力机构的入场券，吸引无数考生在“万里挑一”⑦的竞技场上展开角逐。因此，北大的录取是一个便捷有效的信号机制，既是基础教育阶段层层优势累积的结果，又是家庭、学校、地域等各种资源以及其后各种资本叠加、积累、转换、兑现的结果。这一信号机制，从微观角度即对新生个体与家庭而言，意味着获取社会晋升的期许与承诺；从中观层面即对一所学校或一个地区而言，是其教育质量高低的有效标志；从宏观层面即教育系统与区域发展来看，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