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9)08-0001-26 高等教育发展观是指人们在观念层面上形成的关于高等教育应该怎样发展和如何发展的总的、较为系统的看法。本文中的高等教育发展观主要是指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观念或思想。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或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高等教育发展观一般总是既包含着某些共同或一贯的东西，也充满了某些特殊和变革的内容。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观表现出了极其鲜明的个性，发生过数次十分深刻的变革，在实践中既留下了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也创造了空前辉煌的历史成就。时至今日，当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跨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门槛的时候，一系列新问题又对我国长时间坚持又与时变动的高等教育发展观提出了重大的挑战。温故而知新，反思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观的历史与变化规律，无论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而言，还是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而言，无疑都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高等教育发展观一般总是与高等教育的实践和某些高等教育的理论相关联。观念层面的思想既要反映在现实的行为中，也需要通过理论得到阐释或证明。我国任何一个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观都不是抽象的和孤立的，都会在实践的过程中与某些特定的大学办学目标、模式和某些高等教育理论发生联系。它与大学办学目标、模式的关联，表现为这种观念一方面总会体现在这些大学办学目标或模式的选择和创造过程中，另一方面又将自然地通过这些大学办学目标、模式的实践而得到检验和发展。它与高等教育理论的关联，表现为这种观念一方面需要通过相关理论得到诠释和说明，另一方面又需要通过相关理论的论证在实践中获得某些立足的根据。从“高等教育发展观→大学办学目标、模式→高等教育理论”到“新高等教育发展观→新大学办学目标、模式→新高等教育理论……”，这一范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观“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过程之特殊表现形式。该范式也是本文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观进行反思的基本逻辑框架。 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视角来考察，新中国成立60年来高等教育发展观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或者四种基本类型：(1)建国初期17年（1949-1965年）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建国初期，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包含了“革命”与“建设”双重发展目标，有关方面试图通过“两种制度”的划分把大学的传统模式与所谓的“红专模式”结合在一起，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种“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指导思想。(2)“文化大革命”10年（1966-1976年）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革命”的目标几乎完全压倒了“建设”的目标，从“红专模式”演变来的业余大学（“七·二一大学”和“朝阳农学院”）模式受到追捧，大学的传统模式几近被摧毁，高等教育在理论上被夸大为必须彻底变革的上层建筑领域。(3)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1977-1991年）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指导下，“‘经济论’中心论”取代“‘政治论’中心论”成为高等教育发展观的主要内容，“中心城市大学”、“联合办学”、“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成为大学办学模式的新举措，高等教育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说取代了充满政治斗争色彩的“上层建筑”理论。(4)深化改革开放时期（1992-2009年）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思想的指导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实现“大众化高等教育”几乎同时成为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目标，以科研为中心的“研究型大学”和为大众化目标服务的“巨型大学”代表着两种新型大学模式的探索，某些经济学理论对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为此，笔者将分别围绕这四个时期，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观进行反思。 一、“革命”与“建设”矛盾的凸显：建国初期17年高等教育发展观的反思 在人类历史上，高等教育活动出现的时间并不十分漫长，从西方中世纪大学出现至今也仅有八百余年的历程。不过，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大学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独立性和延续性的社会机构之一：它虽然屡经变革，却一贯保持着基本的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制度。因此，高等教育并不是政治经济运动的附属物，也不是教育活动等级划分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日益复杂化以及学术活动专门化的结果。换言之，高等教育在本质上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而是一种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专门化和制度化的知识再生产活动。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研究在社会再生产活动中地位的不断加强，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加，大学开始扮演起某种“社会中心机构”和“拉动社会前进的火车头”的历史角色。 在追求学术性知识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活动一般都含有两个基本的活动目标：一是追求学术性知识本身；二是将学术性知识应用于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活动之中。在通常情况下，追求“纯学术”知识的活动和追求“应用性”知识的活动是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两个方面。据此，美国高等教育理论家约翰·布鲁贝克(J.S.Brubacher)把高等教育的基本矛盾归结为“追求真理”的“认识论”活动与“追求权力”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论”活动之间的二元对立。[1]当然，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认识论”与“政治论”时常交替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就我国的情况而言，由于长期处于文化和科学发展相对落后的状态，所以我国高等教育“认识论”目标便长时间地为“政治论”目标所遮掩，而“政治论”目标又很容易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进一步分解为“革命”性的目标和“建设”性的目标。因此，“革命”和“建设”的矛盾，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观所内含的一个基本矛盾。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便非常重视教育工作，把战争、生产和教育当作不可分割的三大任务来抓。邓小平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战争、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所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而服务，把三者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2]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只要条件允许，中国共产党就会在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内积极地从事包括高等教育活动在内的各种教育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创办过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等一系列高等教育机构，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不过，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他所创办的各式大学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业余大学的性质，相关的高等教育活动也都明确地以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终极活动目标。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双重目标的矛盾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以突出的方式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