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81(2009)04-0064-05 记得2007年9月28日，正值孔子2558周年诞辰，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行的兼职教授聘任仪式上，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保、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在座谈发言时都提到：作为大学领导人，要领导好一所大学，要管理好一所院校，案头上总要放几部经典名著，需要经常翻一翻读一读。李延保教授特别提到牛津大学学者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的《走出象牙塔》，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肯尼迪的《学术这一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克拉克·克尔的《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我与现场受聘的张斌贤教授受其启发，不谋而合地产生了“高校管理者都应读点经典名著”的念头，而且都觉得，所研读的经典名著，不应限于西方，也不应限于当代。几番切磋，几经琢磨，我们分别列出中外教育名著各二三十部(篇)，建议高校管理者选读。后与陈燕教授商定，自2008年第4期，《高校教育管理》尝试设“教育经典研读”专栏，每期刊发中外名著研读各一篇，至今已创办一年，意外地受到了广泛关注。这里着重就高校管理者为什么迫切需要研读中华传统经典名著，谈点粗浅认识。 一、中华文化的复兴呼唤经典研读，知中华文化，必知中华经典 所谓“经典”，主要是指那些出自先贤圣哲、世代传承、历久弥新、历代学人得以滋养心灵增进智慧的精品佳作。《隋书》称：“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1]这里揭示了以经典为主干的中国经籍的人文性格，颇具民族特色的“正纪纲，弘道德”之旨趣，强调了学习尊崇典籍在立德树人和成就事业方面的重要性。在古人看来，显扬经典仁爱思想，则可利物济世；个人运用经典，则可独善其身；成大业者若推崇经籍，则将有令人敬重的光明德性；平民百姓若能以经籍为念，则将为世人所敬重；统治者若要树立政声、显扬德性、敦厚教化、移风易俗，都必须倚重经籍。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是古圣先贤所创造的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经典之作。远在中华文明早期，先哲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思考人文的活动，殷周之际，尤其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等经典，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修身济世之道悉寓于是。中华民族以此为渊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文行忠信、同胞物与、民为邦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而不同、权变时中、修齐治平、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知周万物、道济天下、率性修道、为政以德、舍生取义、天下为公，由此而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精神特质，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 兴国族者，必兴其国学；兴国学者，必兴其经典。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日新月异，正是源于优秀的传统文化经典留下的取之不尽的修身治天下的精神资源。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中华民族尽管历经劫难，却留下了代代传递诵读不绝的无数经典名著，这些经典名著，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智慧宝库。时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之中，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推而言之：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在呼唤并必将伴随着中华经典的深入研读。“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汉·王符《潜夫论·赞学》)对于探寻中华文化复兴之道的当代中国学人来说，注重经典尤为重要。众所周知，欧洲文艺复兴始于一批大师重新挖掘和阐释古代经典作品。对于探寻中华文化复兴之道的当代中国学人来说，注重经典尤为重要。人们想透视并把握中华大道，唤起中华民族精神，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借助于对这些优秀文化经典的研读，正如透过《圣经》去理解基督教精神，透过《古兰经》去了解穆斯林世界，透过《吠陀》、《奥义书》去理解印度教义，透过《荷马史诗》、《理想国》、《形而上学》去了解古希腊文明一样。 二、中华民族曾是注重经典教化的民族，百年传统经典的缺失，呼唤经典研读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保持悠久而灿烂的优秀文化传统，其根本原因就是绵延不断的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是注重经典的民族，素有读经、经典教化的优良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以微言晓大义，折射中华民族的理念、智慧和精神境界，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曾影响了中国人的气质和民族性格。然而，自晚清西力东侵、西学挺进以来，在洋人“长技”进逼之下，民族危机加剧，伴随着新旧之争、中西之争和社会变革，中华传统经典受到国人漠视，被视为“陈年故纸”，形同敝屣，其权威性受到根本动摇，传统经典教化逐渐从学校教育淡出。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学者甚至放言：“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随着新教育制度的确立和白话文的推行，传统典籍与读书人越来越疏远了。广泛意义上的传统经典研读，在我国至少两三代人中断了。绝大多数现任高校管理者所经历的“文革”时代，恰是反传统文化、否定传统经典的岁月；改革开放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兴奋点聚焦在“现代化”和“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几乎无暇顾及，缺少理性反思。加上社会上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重理轻文的倾向，以为只有可以立竿见影地取得经济效益的自然科学才是生产力，而看似不能直接产生这种效益的人文科学只是社会可有可无的附属物。不知自何时起，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之语。对此，几代国人信奉有加，现任高校管理者耳熟能详。在这样的观念下，经典的忽视、人格教育和人文精神的缺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自虐本国经典、自贬本民族文化而带来的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由“经典崇拜”到“数典忘祖”，中华民族成了有经典而冷落经典的民族。究竟是否需要研读传统经典，近百年来一直成为严肃的话题。尽管百年风云变幻，但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著名的思想家呼吁：每位中国学人，都需要读些具有中华文化价值的传统经典。就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1920年，胡适开列的《中学国故丛书》目录包括《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史记》等古籍31种；1923年，梁启超在《治国学杂话》一文中列出作为中国学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其中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25种典籍；1942年，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一书中，突出解读了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多部中华文化典籍，还在该书序言中主张，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强调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1949年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大陆中小学生除了阅读少量古诗文外，主要通过阅读改编本、绘图本或白话本等形式，间接了解传统经典。尽管50年代仍有学者推出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或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典籍，但在反传统时代，中华传统经典至多是被封存的陈列品，或为少数学人所玩味。值得注意的是，港台和海外学者不断发出中国人必读中华传统经典的呼吁。1978年，钱穆在《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系列讲座中指出七部“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推进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相继推荐出名著研读书目。尽管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诵读中华经典，但直到如今，研读中华经典，在高等院校仍未能蔚然而成风气。究其缘由，首要的是认识不到经典的价值。传统典籍所固有的知识体系，固然难以全面适应近现代人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典籍就已失去了存在价值。中华传统经典本身就是知识的宝库，经典研读一直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并为知识创新提供基础；经典是圣贤智慧的凝聚，研读经典有助于领悟宇宙的奥妙，“究天人之际”，正世间纲纪，明道德伦理，行修养教化，谋治国理政。高校管理者要面向世界，开创未来，实现高等教育科学发展，有必要站在中华文化巨人肩上，至少研读几部经典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