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与国际化是现代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不断钻研自然科学和探究人类社会是大学的务本之道，也是现代社会赋予大学的重要使命。伴随后冷战时代全球力量的竞争与重组，各国纷纷推出了特色鲜明的创新战略以期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的战略地位，其中研究型大学被各国政府赋予了重要使命。另一方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知识的普遍性以及有教无类的教育使命使国际化成为大学的先天特征。特别是随着交通通讯穿越传统的地理屏障和文化藩篱将世界逐渐演进为地球村的历史进程时[1]，大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日益活跃，地球村的现实要求大学国际化，大学国际化促进了地球村的建立。国际化业已成为现代大学的重要使命[2-4]。正是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创建研究型与国际化的世界顶尖大学已成为各国(特别是后发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先导目标。新世纪以来，我国各大学纷纷将国际化和研究型作为创建世界知名大学的战略目标[5-11]。在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战略普遍成为大学不断增强的共识之时，有关研究型大学和大学国际化的研究业已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显学[2][5][10][11][12]。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国际化的内容体现以及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战略，而笔者试图从研究型大学与国际化关系演进的角度阐述国际高等教育经验对我国创建高水平大学的启示。 一.研究型大学的历史进程 1.研究型大学的始创源流与现代语境。传统上，古今中外大学无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文殿堂。近世以前，由于知识更替演进缓慢、自然科学未成体系、地理屏障难以穿越，虽然有关对经文典籍、天文气象和人文地理的认识与阐发不时渐进，然大学的主要使命仍然是对已有旧知识的教学与传承。19世纪自然科学的突破性进展特别是高等数学、生物科学、声光化电等日臻完善的科学与技术体系以及工业革命导致的生产力革命性提升均为现代大学“研究型”角色的培育奠定了历史基础。通常认为，德国是研究型大学的发源地，1809年建立的柏林大学在威廉·冯·洪堡有关“追求纯粹知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指引下，开创了研究型大学的先河。创建于1876年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功移植了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以后，仅历经24年的短暂发展，即跻身于全美顶尖大学之列，并与具有两三百年历史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14所一流大学一道创建了美国大学协会AAU(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或译北美大学联盟)——即研究型大学的同业公会，由此开启了研究型大学群体的集聚发展，并使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鉴于研究型大学已逐渐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并隐含着政府直接的资源优先配置和高于同行的大学声望，国内外很多大学都以研究型大学自诩或将创建研究型大学作为发展规划的终极目标。实际上，研究型大学可以有4种语境：(1)从教育研究者的角度，代表该大学的学科结构、学位层次和学术水平达到了研究型大学指标体系的标准，如由卡内基教育促进会(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提出的卡内基高校分类(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中的指标体系所确定的研究型大学。卡内基关于高等学校的分类自1973年首次出版以来历经数次变化，2008年卡内基将美国4391所大学中的283所(占6.4％)划分为研究型大学[13]。(2)从大学同行的角度，代表该大学已获得其他研究型大学的认可，如美国大学协会的62所成员大学，或如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的20所成员大学。(3)从社会公众的角度，代表该大学持续的创新能力、杰出的校友声望和对社会发展的独特贡献，如美国常青藤大学联盟(Ivy League)。(4)从大学自身的角度，代表大学将研究置于学校发展战略中重要地位，并引领某些学术领域或某些学科方向的发展。 2.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地位。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具有极为尊崇之地位，包括顶尖研究型大学校长在全国的地位声望以及研究型大学群体意见在国家决策高层的关键作用。如2008年美国大选前夕，AAU就向下一届美国总统提出建言报告《Science as a Solution：An Innovation Agenda for the Next President》，就重大战略问题和全球发展提出研究型大学的视角观点。在大国的竞争中，研究型大学可以说是无役不与，从二战中原子武器的发明，到冷战中航天科技的竞争，再到冷战后信息技术的发展，研究型大学在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培养具有现代国际视野和济世安邦能力的人力资源、培育与时俱进的核心软实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昆士兰大学的保罗·白里斯认为，若没有那些完全与国际接轨的大学，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不可能生存下去。美国是最先具有研究型大学发展战略的国家。实际上，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创建就源于联邦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的全新认识，在时任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Vannevar Bush的著名报告《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中就提出联邦政府应有针对性地资助一些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这直接促成了NSF在1950年的创立，为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美国在航天科技、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方面的全面领先奠定了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研究型大学群体在国际教科文舞台上的傲然崛起，帮助美国赢得了二战、冷战和后冷战阶段的知识经济战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交通通讯的快速发展，世界扁平化后各国进入短兵相接的全面竞争阶段，研究型大学因其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过程中对经济的独特作用以及在国际创新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其重要性日益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