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09)03-0110-11 在当代中国，中国教育学在学界地位不高，这是连教育学内部的学者都承认的现象。教育学科地位不高，教育学者在大学中的学术地位势必遭受牵连，进而出现作为学术管理者的大学校长极少由教育学者担任的现象。笔者调查了过去20多年中国27所知名师范大学的校长学科出身情况，发现非但非师范性的大学不曾由教育学者出任校长，就是一贯重视教育学科的师范大学，由教育学者出任校长的情况也很少见(见附录1)。当代的情况已如上述，而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学科地位又是何种情况呢？还有，教育学者出任大学校长的事例是否也像当代这般少见呢？前一问题依据当代中国的经验，与后一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需要首先调查清楚。 一、学界舆论中的教育学形象 1932年，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杂志《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教育崩溃之原因》的文章。该文分析当时中国教育“崩溃”的原因，列出了导致中国教育“崩溃”的原因有五条，其中第四条矛头直指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生为代表的留美归国教育学者群体。文章一出，自然引起很大的争论。傅斯年在后续的文章中提到“我在教育评论上谈了几件教育的事……引起好些辩论和骂来。”[1]4与之辩论的文章，仅《独立评论》就先后刊登了北大教育系两位教授邱椿与杨亮功所写的两篇反驳性的读者来信。 傅斯年对教育学的批评涉及多个方面，其中有一个方面论及教育学与大学教育的关系。就此一关系，文中援引了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胡适的话来佐证其观点： “我没有留学或行走美国之荣幸，所以我对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员学院诚然莫测高深。不过，看看这学校的中国毕业生，在中国所行所为，真是糊涂加三级。因此我曾问过胡适之先生，‘何以这些人这样不见得不低能？’他说‘美国人在这个学校毕业的，回去做小学教员，顶多做过中学校长，已经希有了，我们却请他做些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或做教育部长’这样说来，是所学非所用了，诚不能不为这些‘专家’叹息！……我现在有几句话敬告这些与前清速成法政学生比肩的先生们：第一，小学，至多中学，是适用所谓教育学的场所，大学是学术教育，与普通所谓教育者，风马牛不相及……”[2] 傅斯年认为，教育学对于中小学教育来说是有用的，但对于大学教育来说却是不必要的。对于后者，傅斯年在后续的文章中进行解释。解释分两点，第一点是教育学中的教学法，对于大学教师教书好坏与否而言，不是很重要的因素。由于合格的大学教师已经是对所教学科有一种专门的训练和有一种会通的观点，他们讲起课来自然有一种提纲挈领的布置；再者合格的大学生知识上已经有一定的准备，无需教师耳提面命，所以“大学教员，在教书上之作用，皆在其对于自己学科之了解与造诣，而以常识、学识、讲说风度及人格，为其教育学。不学这一科，或学而无根底者，焉能为他想出教育法来？学一科，学而有底，自然能够自出教育法。……诚然，学问既好，又了解教育法，固然是锦上添花的事，然而这事在大学中无关宏旨，不有正不足为害，而徒恃所谓教育法，忽略学问之自身，乃全无是处。”第二点，教育管理学对于大学管理来说也是没必要的：“至于大学中教学外的事，尤其与教育学没有甚么关系。大学行政在欧洲真是简单到极度，而学问自然发达，今日中国弄的愈复杂愈不相干了。总而言之，在一个大学里，如上了轨道，行政正是九牛之一毛，不是甚么高谈教育学之场所……”[1]5 由傅斯年上述的言论可以看出，他认为教育学者的学问对于大学教学与大学管理没有多大用处，言下之意，也就是教育学者是没有资格执掌大学校政的了。而且，从傅斯年所引胡适的话可知，身为学界领袖的胡适也持同一观点。①邱椿的来信自然关注这一点，对于胡适私下答傅斯年的这番话，邱椿在信中指出其中与美国教育界实际情况不符之处；至于中国教育学者任大学校长称职与否，他举出了已经卸任的郭秉文办理东南大学时期该校农科与教育科公认的成绩，以及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其二人掌校业绩也不逊色于其他大学校长等事实。应该说，邱椿的反驳是有力的。 在民国时期，其他学科学者对于教育学科的严厉批评、甚至嘲讽，上述《独立评论》上的文章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邱椿在上文中曾抱怨，从1927到1932年教育学的学科合法地位曾遭到质疑，“近五年来，教育学者在中国遭遇空前的厄运，因此学教育者也大倒其霉。少数有权威的学者，不但不承认教育学为一种‘科学’，而且不承认教育学为一种‘学科’。大家都以为教育学无研究的价值。”[3]19其实邱椿模糊提到的这些批评，也不是教育学者在中国被其他学科学者批评的开始。以笔者所见到的最早文章，是1925年刚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植物学家兼学衡派成员的胡先骕所写的《师范大学制平议》②。傅斯年之后，最为著名莫过于40年代钱钟书在《围城》对教育学的讽刺。《围城》虽是文艺作品，但是很可能是作者钱钟书本人对教育学者看法的一种表现③，或者某种程度上代表当时大学内部其他学科学生、教师中对教育学科师生的普遍看法。 教育学成为中国大学的一个专门学科，是从1910年代末期开始。当是时陶行知、陈鹤琴、廖世承等留美专门研习教育学的留学生陆续归国。加之1919年杜威访华，杜威的通过学校改造社会的主张增强了国人对教育的信心，教育救国论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为教育界人士所广泛接受，而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教育的学科连带着在社会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4]23不料到了1920年代中期，情形发生了变化。随着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失望，美国式教育学开始遭到各界批评。又加之教育学在欧美国大学中的学术地位原本就不高，留学欧美学成归来的其他学科的学者，结合本国教育学界不尽如人意的教育主张与举措，攻击尤为厉害。傅斯年说：“这般教育学家高谈测验、教学、行政，心理等等，似乎花哨得很……以前我也曾托人物色到些国文历史的测验方式，说句不客气的话，简直没有意识，不特没有国文历史等之常识而已。现有一种文理专科之素养，再谈教育，方是实在的，否则教育学虽有原理，而空谈如也，如何附丽？”[4]23傅斯年这番话，带有其时评文章一贯的大胆敢言、观察敏锐的风格，虽然言词尖刻，但其观点在当时学界并不是没有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