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9)05-0078-06 进入21世纪，俄罗斯政府在稳步加快经济管理体制调整步伐的同时，把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作为振兴经济的关键，提出了一系列提高竞争力、发展高等教育的改革计划和举措。这表明俄罗斯的高等教育采取新的具体改革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俄罗斯高等教育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重大改革。其中“实名制国家财政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Именные Финансовые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制度是俄罗斯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 一、教育券制度的起源——弗里德曼的理念和美国的实践 通常所说的教育券是指政府发给学生的一种有价证券，它代表一定数额的现金，学生入学时将教育券交给学校，学校再拿教育券到政府机构去兑换现金（纳税人的公共税收）。发放教育券并不会增加公共教育经费，它只是把以前拨给公立学校的经费转而交给学生，再由学生支付给他们所选择的学校。学校所得资金的数量直接由该校招收学生的数量来决定。实行这种制度的目的也正是在于促进各学校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教育券制度并非俄罗斯独创，而是产生于美国。早在1779年，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已经提出了教育券制度的初步设想。1798年，英国学者托马斯·佩恩(Thomas Paine)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政府应当为贫困家庭提供一定的资金来保证其子女接受教育。[1]而最早系统地提出“教育券”这一全新的教育公共资助理念的则是美国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在1955年曾经指出，十分有必要由政府向家长提供一定数量的教育券，让家长自由地为子女选择学校，这样所形成的教育市场将远比政府操控、垄断下的教育要有效得多。[2] 二、“实名制国家财政券”制度的实施——俄罗斯的发展与创新 在俄罗斯高等教育领域，教育券全称为“实名制国家财政券”，它从理论上来源于西方国家的教育券制度，但是又有很大的区别。“实名制国家财政券”是一种实名制奖学金，根据考生在全国统考中取得的分数计算债券的金额，划分债券的等级，并随考生一起带入录取他的大学。但是，教育券与普通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又有不同：它不发放给学生个人，也不能兑换成现金，而是由国家财政部门根据学校累积的教育券数额，通过专门的账户将款项划拨到学校的账面上。因此可以说，“实名制国家财政券”是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转型时期的俄罗斯高等教育虽然表现出了对非政府投入的强烈依赖，但是，国家和政府在成本分担中依然担任着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实名制国家财政券制度即是政府在高等教育经费筹措市场化过程中竭力支持与适度放权并存的新举措，是传统的西方国家教育券制度的思想和理论在俄罗斯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是世纪初俄罗斯高等教育财政改革进程中的一大创举。 （一）背景 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对高等教育就实行了国家垄断政策，在财政体制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拨款体制，国家预算拨款成了高等学校办学经费的最主要的甚至几乎是惟一的来源。实践证明，单一拨款体制下对教育经费的充分满足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都难以真正达到的。据俄罗斯学者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前苏联经济由停滞转为滑坡，国民经济总产值连年下降的情况下，前苏联国家的高等教育拨款只能满足实际需要的47%，最好的年份也没有超过75%；[3]90年代初高等教育经费急剧减少，甚至相当一部分既定的款项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到位。据统计，1992年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预算拨款只是实际需要的30%，[4]连支付教职工工资都不够。1997年生均预算资金仅为1989年的32%。[5]即便如此，这些资金使用率也很低，资金浪费现象非常严重。经费不足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严重阻碍。经费的匮乏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领域各项机制的正常运转，高等学校陷入财政危机，其财政赤字随着高等教育预算拨款的减少成反比地上升。政府和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必须为高等学校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动荡颠簸中寻求摆脱危机、得以生存发展的途径，“实名制国家财政券”制度即是此种情况下在高等教育财政方面采取的措施。 （二）提议 1998年，在戈里采诺（Голицено）重点大学代表会议上，以教育券为依据给大学拨款的建议引发了激烈争论。该建议提出后，在社会上形成了两种观点。赞成者认为，对于高等学校而言，教育券是一笔额外的追加拨款，因为按照规定，国家对施行教育券制度的高校保持原有的投资；而投资数额的等级规定又可以激励高等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增强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对于学生而言，教育券的等级的金额决定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是免费、半免费还是全额缴纳学费。因此，教育券制度可以刺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竞争意识；扩大学生的入学机会，尊重学生的个人选择权利，体现教育公平。反对者认为，教育券制度在给重点大学和优秀学生带来好处的同时，减少了对弱势院校的投入，由于资金转向优秀院校和热门专业，那些需要国家扶持的院校和学科专业会出现生存危机；认为教育券制度剥夺了差生免费上大学的权利，譬如农林院校，报考这类学校的考生通常都是成绩较差并且家庭贫困的农家子弟，低等的教育券和微薄的资助金额难以维持学校的正常开支，而国家的教育资源应该对所有人平等分配，因而国家必须考虑其他的合理有效的支持和补助措施；他们还认为考生的成绩和经济利益挂钩容易滋生非正当竞争的不良风气，例如，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校长、信息技术、力学和光学专家弗拉基米尔·列宁（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曾经说过：“将国家统一高考与国家义务拨款挂钩可能破坏对国家统一高考结果的诚信度，对大学财政的破坏可能转嫁到普通学校去。”[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