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09)05-0054-05 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在“本质上是人类理解周围事物的一种感知和形成概念的工具”①，通过采用由此及彼的方式把熟悉的事物投射到不熟悉的事物上。它产生于事物间的相似性，可以使人们通过已知事物来理解未知事物，或者利用熟悉的概念来理解未知的概念，是直观形象地解释事物的一种重要方法。20世纪80年代，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隐喻研究出现了向认知的转向，使隐喻的认知性受到学界前所未有的关注。“认知语言学家将隐喻上升到人类思维和推理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将它视为人类认知活动的工具和结果。”②“认知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饰手段，更是一种人类认识和表达世界经验的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是人们认识事物的需要。”③从人类认知的角度来看，隐喻的意义就在于它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事物。 虽然隐喻不能像逻辑的方法那样很好地揭示事物的“真”，但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向人们描述了事物最形象化的外部特征和内在品格。在大学研究的语境中，人们借助于丰富的想象、使用各种象征性的词汇描述大学的形象，试图从外部特征和内在品格上解读其存在的意义和精神价值，从而导致大学隐喻性概括的应运而生。本文拟从隐喻视角出发，揭示大学这一社会组织的本质特征，使人们对大学的行为特征和精神气质有一个更深刻的体认。 一、象牙塔：中古大学的核心精神 “象牙塔”最初是由法国作家圣伯夫在19世纪提出的，他用“象牙塔”一词来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脱离现实生活。如厨川白村所认为的，“一切艺术，都为了艺术自己而独立地存在，决不与别的问题相关，对于世间辛苦的现实，是应该持全取超然的态度的……为艺术而艺术”④。从此，象牙塔之意就指脱离现实、沉溺于个人主观幻想、追求形式精美的创作倾向，也借指那种与世隔绝、逃避现实生活的世外桃源，之后即被用来隐喻中世纪大学与现实保持距离之特征。人们借“象牙塔”一词来比喻大学，虽然有对大学远离尘嚣、保持清高与神秘的批判之意，但包含更多的是对大学、尤其是中世纪大学与社会保持距离的褒扬，意味着大学是那种摆脱外界束缚、放弃暂时利益、保护师生探索真理的场所。这种大学将自己的使命定位于保存、传播人类世代相传的知识和文化，希望通过“为学术而学术”、“为学问而学问”以及“高深学问”的教学活动而体现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合法身份。在美国学者布鲁贝克看来，“在‘象牙塔’大学之中，研究生院以不受市场和政界影响为荣，本科生院趋向于成为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式的机构，教堂的钟声就是它的生活节律”⑤。生活在“象牙塔”中的学者们也秉承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的理想，既反对外界对“学术共同体”内部事务的干预和干扰，也不愿意走出“象牙塔”的围墙、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及其他一切非学术性的活动，努力营造知识群落的“精神家园”和“学术堡垒”。即使当大学与外界发生联系时，学者们也经常以“批判者”或“旁观者”的态度看待世事沉浮和社会变迁，始终恪守学术共同体和知识人所持有的生活信念和行事方式，坚决避免成为利益、党派政治的服务工具。 “象牙塔”标志着大学校园与世俗社会之间存在着一道“防火墙”，“象牙塔”固守着大学校园不受外界喧嚣侵扰的那份宁静。当然，现代大学走出“象牙塔”，并非是对“象牙塔精神”的简单否定；走出“象牙塔”也并不意味着告别“象牙塔”、放弃“象牙塔”。恰恰相反，“象牙塔”及其精神依然要作为大学的核心和灵魂而存在。 “象牙塔精神”使得大学不受功利性趋向的牵引、不在常态中沉沦，而追求大学之为大学的内在意义与价值；使得大学在直接为社会服务的浪潮中不是有求必应，而是要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坚守自身作为学术组织的“遗传特征”与“内在逻辑”。 我们谈论“象牙塔”，其实是一个西方话语。众所周知，中国大学是中国在19世纪内忧外患形势下模仿西方建立起来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产物。它的早期是在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猛烈批判和战乱频仍中度过的，20世纪中叶又被大规模地改造和重组并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后才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文化的震荡、断裂多于文化的涵育、培养。因此，中国大学能够积淀下来的大学精神、能够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究竟有多少，是一个令人倍感沉重的话题。从实质意义上而言，我们高喊走出“象牙塔”是无“塔”可依的。对当下的中国大学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要像西方大学那样匆匆走出“象牙塔”，而是守护或修建自己的“象牙塔”才最为紧切。 二、服务站：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服务站”是对大学的另一种类型的隐喻，是一种对完全不同于“象牙塔”大学的形象描绘。该类大学试图在与社会的互动中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与合法性。作为一种服务型的大学，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冲破了校园与社会之间森严壁垒式的高墙、冲破了与世隔绝的修道院般的大门，主动参与社会变革和生产活动，塑造了自身“服务站”的形象。 服务站式的大学起源于美国。1862年，美国《莫雷尔土地赠予法》规定，向各州每位议员赠拨3万英亩土地，售出所得经费建立永久性基金，以资助、供给和维持至少一所专门的学院。这所学院主要讲授农业和机械制造工艺等实用性知识，为当地农业生产培养各种技术人才、提供各种服务。“赠地学院”一改美国传统学院的办学思想，更多地关心农业、实用知识和技术，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农业的发展。正像康乃尔大学创办者康乃尔指出的那样：“这所学院将向社会的工业和生产阶级提供最好的设施，以使他们获得实用知识和精神文化。”⑥为适应美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范海斯校长提出了“威斯康星计划”。该计划赋予威斯康星大学两项重责大任——帮助州政府在全州各个领域开展技术推广和函授教育，以帮助本州公民。1909年，斯迪芬撰文，把这项计划描绘成“把整个州交给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把整个州作为大学校园”，使其成为了“任何人可以学习任何东西的地方”。随着威斯康星大学为本州服务的职能的不断完善，它在诸如畜牧科学、生命科学、细菌科学等方面迅速处于全美领先地位。此后，美国大学的服务又逐渐延伸到其他方面，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此时的大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不再是“象牙塔”所能涵盖的了，已经成为社会的“服务站”。大学“服务站”的角色使美国的大学和社会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使得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服务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责。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就曾强调，走出“象牙塔”是现代大学的责任。大学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为大学的发展集聚了资源。正如布鲁贝克所说的那样，如果大学拥有大量的为社会服务的知识，但是缺乏把这些知识用于实践的决心和责任感，那么大学将是无用的，因此（国家和社会）也就不会再为大学提供经费，大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⑦。由此，积极主动地为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服务就成了大学的应有之义。哈德罗·珀金因此将大学视为人类社会的“动力站”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