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特别令笔者担忧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国民整体素质有待提高，二是国家学术水准依然偏低。不论是国民素质还是学术水准，都是和教育有关的，而后者与大学的关系更为密切。 本文仅就有关学术的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一、人文性、综合性、学术性：大学的基本性质 大学究竟具有什么性质？众说不一。为了说明笔者的观点，先对“大学”作如下限定：本文所指的大学为那些文化内涵丰富、学科综合性相对明显、探究风气比较浓厚的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的大学，不包括专科学校和学科比较单一的专门学院。这样的“大学”用蔡元培的说法，就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囊括大典”者也。显然，本文涉及对象集中指向国家重点大学或力争成为国家重点大学的大学。 1.人文性。 笔者以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中，大学不属于政治领域，也不属于经济领域，而属于文化领域。当然，在文化领域中，大学也不属于一般的文化机构，而是文化领域中的教育机构，并且是高等教育机构。这决定了大学的第一条基本性质就是人文性。这个人文性要求比一般教育机构更高。因为它承担着整理、传承、融合、更新文化的任务，号称文化的殿堂；它培育着高级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要求具备一般的专业素养，还要求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大学的人文性首先是它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又是它完成其使命所必须具备的，没有这样的文化氛围和人文境界，它就不能承担起肩负的重任。 2.综合性。 为了造就出类拔萃的人才，大学不仅让它的学子接受一般的专业教育，还让他们与知识的整体相关联，在多学科的氛围中熏陶、感受，所以大学的第二条基本性质是它的综合性，这种综合性给大学人以广阔的知识空间和开阔的思维视野，而不是把他们送进狭窄的文化胡同，更不希望他们成为视野局限的井底之蛙。雅斯贝尔斯说得好：“大学(university)，顾名思义，应该是一个‘大而全的宇宙’(universe)。尽管有学科的划分，考察和科研的工作，还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倘若脱离了与知识整体的关联，孤立的学科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① 3.学术性。 大学不仅是一个高等教育机构，而且还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学术机构，这种学问又与广博的视野和知识面联系在一起。所以，大学的第三条基本性质是它的学术性。所谓学术，按《辞海》的解释，是指“较为专门的有系统的学问”。本文中大学的学术性，是指对高深学问和真理的探究，对知识的整体性与统一性的尊重，以及永无休止地求索未知的精神。正是这种探究、这种尊重和这种精神构筑并支持了大学的理念，也使大学获得了经久不衰的生命。事实的确如此，“检索大学这一文化组织机构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这一组织是长久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影响最大的组织。1520年之前全世界创办的组织，现在仍然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干着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个，其中70个是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团体。”② 以上三点，即人文性、综合性和学术性，构成了大学的三条基本性质，缺一不可。 冯友兰早就指出：“大学的性质是什么呢？……大学不仅只是一个比高中高一级的学校，它有两重作用：一方面它是教育机关，一方面它又是研究机关；教育的任务是传授人类已有的知识，研究的任务则在求新知识——当然研究也需要先传授已有的知识。”③ 在上述三条基本性质中，大学的学术性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它在大学性质中更具本质性。这是大学的使命所决定的。不论是传承文化、探究学问还是培养人才，都离不开大学的学术性。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的重要标志，是人才培养质量的物质与精神的保证。设想，没有对学问与教学的专注、严谨和忠诚，没有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没有一批高学术水平的教师以及师生间对问题的共同探究，何谈好的学风和高的教育质量？ 弗莱克斯纳说得好：“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大学训练应是在未知领域的边缘上探索，即使在已知领域，也要体现一种怀疑和探索精神”。④ 二、中国大学的先天缺陷与早期发育不良的学术品性 现代意义的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不同，它不是学术自由、自治的产物，而是产生于统治腐败、国家衰弱、列强欺侮的年代。救亡图存，力挽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成了中国大学产生的政治背景。办中国大学，我们首先采取了“拿来主义”的办法。“西学东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把这些和中国传统相结合，即通常说的“中体西用”，成为中国大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正是这种复杂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呼唤并诞生了中国早期现代意义的大学。如1895年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其头等学堂后改名为北洋大学，即天津大学的前身），1897年创办的南洋公学（其上院即交通大学前身），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1911年创办的清华学堂（后改名为清华学校，其大学部即清华大学前身）等。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是一个舶来品，它从一开始就存在先天性缺陷：“体用分离”的中西文化冲突，“重标轻本”的科学技术引进，加上“注经守成”的旧的治学传统影响与强烈的政治参与，等等。这带来了中国大学特有的胎记，也带来了大学学术精神的扭曲。这种先天性缺陷有形无形地束缚着中国大学的手脚，导致大学主体精神的严重缺失，对西方学术精神的防御性抵制，对中国优秀治学传统的简单抛弃，以及对所需制度环境的局部构建，从而形成了中国大学发育不良的学术品性。中国大学早期形成的这种学术品性像遗传基因一样，长期地淡漠着中国大学的学术意识，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大学的健康成长，直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