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C40－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17－2277－（2009）02－0020－04 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不过百年的历史。虽然中国大学教育起步较晚，但大学思想的起点并不低，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固有的教育与文化底蕴，更重要地在于近代中国大学校长们所特有的办学思想和精神。20世纪20年代至中叶，是中国大学发展较快的阶段，也是学界对大学使命问题思考十分活跃的时期，国内一些名校在一批教育家的主持下，将国外大学的办学理念与中国大学实际结合，形成了中国早期大学独有的办学理想和精神气质。综观这一时期的中国大学思想和实践，大体形成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认识论、张伯苓为代表的政治论和以梅贻琦为代表的人本论等三种不同价值归依的大学使命观。 一、认识论视野下的大学使命观 所谓认识论，就是强调知识自身的逻辑，趋向于把“闲逸好奇”的知识追求作为目的，不受任何外在价值影响，遵循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它强调以知识为本位，把知识（等同于理智）作为出发点，认为探究深奥知识是大学不证自明的目的，大学存在的首要价值在于学术探究。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研究高深学术是他的核心办学理念。 蔡元培（1868-1940）在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特别是在执掌北京大学期间，他的大学思想和实践，对我国近代教育乃至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杜威所说：“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1]作为我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蔡元培曾长期留学国外，对欧美诸国大学教育进行专门考察，“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了19世纪初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今译洪堡）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大学者的影响”，[2]他把大学学术问题摆到崇高神圣的地位，在阐述大学使命这个基本问题时，始终围绕大学高深学术而展开。 一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针对当时沿袭的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阶梯的问题，蔡元培明确提出：“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3](150)“请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3](5)在1917年1月9日举行的北大开学典礼就职演说中，向学生明确提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4]从这一理念出发，蔡元培在办学中格外重视大学的研究活动，并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他在北京大学设立了研究所，作为研究学术和培养研究生的专门机构；他聘请学术上有造诣、对研究学问有兴趣的教师来校任教，引导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加强研究；他要求学生注重学科之间的联系，特别注重文理两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他对北大学科设置进行改革，保留“治学”学科，分离“治术”学科，把原北大文、理、法、商、工多科并立的分科高校，变成以文、理科为主的现代综合性大学。 二是，“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认为大学之所以大，是因为大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苟其确有所见，而言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5](489)他还明确表示他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认为“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6](224)应允许各种学说和学派同时并存，开展学术争鸣，而不能用一种简单的、绝对的标准加以限制和判断。他强调“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擎”。[5](489)他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在他看来，各种学派看似不同或相反，实则相辅相成，互为存在。“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能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3](221)他强调大学是各种学术思想交汇的场所，这也是大学之所以“大”根本之所在。 既然大学的使命在于研究高深学问，蔡元培认为要使学术昌盛，最关键的要“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6](224)兼容并包意味着包容不同观点学派，使其有存在、发展的机会，“凡物之评判力，均随其思想为定，无所谓绝对的。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3](51)他还对中国缺乏学术独立传统给予了批判，认为“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3](332)这些论述反映了蔡元培纯学术的观念，在他看来，学术要以知识、纯粹学问为目标，除了理性本身，不应服从任何教条，任何成规，以及知识之外的任何权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有宽容精神，以学术自由为基础，兼容并包。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由不同信仰、不同学派组成的新型教师群体，“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摩擦，学术丕变，蔚成巨欢”。[7]由于校内学术氛围浓厚而活跃，形成“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气氛，因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引领着全国的学术新潮流，也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中国深孚众望的学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