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785/j.issn.1008-942X.2009.01.022 15-17世纪是西方大学长足发展的历史时期，也是西方宗教、科技和教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传入东方的历史时期。在明清之际第一波“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由来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以下简称耶稣会士）导入中国，对明清学术和思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鉴于学界对此课题尚未展开充分的研讨①，本文以耶稣会高等学校“西学六科”为中心，拟对明清之际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的传入作一初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力求揭示西方大学学科体系传入的意义及影响。 一、明清之际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的传入 西方大学发源于中世纪，到16世纪前后已蔚为大观，特别在天主教教会控制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出现了萨拉诺(Salerno)大学、波伦亚(Bologna)大学、巴黎大学、帕多瓦(Padua)大学、帕伦西亚(Palencia)大学、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阿拉卡拉(Alcala)大学、里斯本大学、科英布拉(Coimbra)大学、埃武拉(Evora)大学、罗马学院等著名大学，其中不少成为培养耶稣会士的摇篮。耶稣会创始人依那爵·罗耀拉(I.Loyola)“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传教士应受到教会最好的训练，他先是在西班牙的一流大学如阿拉卡拉大学和萨拉曼卡大学学习，后又到了巴黎，在那里，他于1534年和一帮同仁组织了耶稣会。到1556年罗耀拉死时，耶稣会已有会员1000人；到17世纪已有了600多所学院和大学，成为欧洲最大的教育机构”[1]683。耶稣会积多年学校管理的经验制订了周密详尽的《学科计划》(Ratio Studiorum)，对其管辖的学院和大学的学级编制、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及考试方式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1599年公布实施后成为耶稣会高等教育的基本守则，遂使其学科建设日趋规范化、制度化[2]188-202。美国教育史学家格莱夫斯(F.P.Graves)认为，良好的教学法和优秀的教师是“耶稣会高等学校最称特色的地方”[3]228。宗教史学家穆尔(G.F.Moore)也称赞道：“耶稣会士是欧洲天主教国家中的教育改革家。”[4]274耶稣会士“在从事人文主义学术研究的同时，注意防止它们对信仰和道德的危害，并积极参与科学新发展的活动”[4]274。尤其在当时数学科学的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方面，耶稣会高等学校贡献良多，这一点正如当代美国学者史景迁(J.Spence)所指出的：“16世纪，耶稣会在其遍布欧洲的学校中对科学的强调，不仅是为了与同样强调科学的新教学校进行竞争，同时也是为了取悦那些将学习科学置于其他学科之上的社会精英和贵族。耶稣会会士们借助强调数学技艺，来证明自己正处于现代知识的前沿，而且继承了文艺复兴后期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要旨。”[5]199-200尽管青年时代就读于耶稣会学校的笛卡儿对其教育不甚满意，但著名哲学家罗素仍然认为：“他们（指耶稣会学校的教师——笔者注）传授给笛卡儿的大量数学知识是他在别处学不到的。”[6]43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大多系统地接受了耶稣会学校的教育。他们在这些学校中不仅通过学习各门课程而全盘接受了耶稣会教育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而且深受其教学方法、管理方式等教育因素的影响；来华后，他们正是在对自身所经历、接受的教育的体认的基础上，开始导入以耶稣会学校为代表的西方高等教育。 15-17世纪，伴随着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早期殖民扩张和“西学东渐”的浪潮，以当时欧洲天主教教会大学和耶稣会高等学校为模式，印度果阿(Goa)圣保禄学院、澳门圣保禄学院以及日本大分、山口等地的耶稣会教育机构相继成立，西方大学的学科体系遂移植其中。随后，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士则通过著述翻译活动，将这一时期以耶稣会高等学校“西学六科”为代表的西方大学学科体系导入了中国，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Aleni)以《学科计划》为蓝本撰写的《西学凡》即为其中的代表作。《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介《西学凡》时指出：“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7]1080著名学者徐宗泽则将其特征概括为“一本欧西大学所授各科之课程纲要”[8]289。《西学凡》开宗明义地写道：“极西诸国，总名欧逻巴者，隔于中华九万里，文字语言，经传书集，自有本国圣贤所纪。其科目考取，虽国各有法，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9]27所谓“西学六科”，艾儒略依次翻译表述为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其具体内容归纳如下（见表1）。
从教育的层面上看，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主要导入了西方高等教育。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一时期欧洲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还十分落后，相比之下高等教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而耶稣会也以从事高等教育为主，它在天主教教会控制的国家和地区所经办和管辖的大学以其显著的特色享誉一时，而且耶稣会的许多成员任教于欧洲各国的大学，对推动这一时期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后确立了“学术传教”的路线和方针，就是要通过导入西方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学术成果的途径来达到传播天主教教义的目的，而当时西方的学术成果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尤其反映在大学学科体系及其教学内容之中。在“西学六科”中，文科大致上是指耶稣会学校初级部所开展的修业年限为六年的中等教育，而其余五科则为高等教育。其中，理科是指耶稣会学校高级部（也称为哲学部）所开展的修业年限为四年的大学预科教育；医科、法科、教科和道科则为大学本科，相当于大学医学专业、法学专业和神学专业（含教科和道科）。可以说，上述“西学六科”在当时的欧洲极具代表性，其中本科阶段的四科三大专业也是西方大学最早设置的学科和专业，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方高等教育在学科专业设置方面的基本特征，而近代欧美大学也正是在这四科三大专业的基础上扩大形成的。来华耶稣会士致力于导入以“西学六科”为基础的西方大学学科体系，这对明清思想界、学术界和教育界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