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09)01-0001-06 不同的人对“全球化”概念的界定各不相同，但差别并不显著。即便如此，仍很难对“全球化”做出准确而全面的定义，只能把握其某些明显特征，如普通市民也加入到广泛传播的网络化的市场中，国家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适者生存”和“市场主导”的发展趋势逐渐增强。全球化主要指各国经济融入世界一体化经济的过程，但也涉及到其他方面，如权力、文化和环境等，有些人已经注意到这些方面。 当前的全球化时代，不仅经济面临着各种挑战与变革，而且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其他方面也面临着挑战与变革。与全球化相关的教育概念频繁出现，举几个例子，如“自由化”、“私有化”、“公司化”和“分权化”。全球化的三个共同特征似乎引起了特别关注：(1)放开对货币和物资的管制，实行自由化；(2)信息通讯技术(ICT)创新；(3)采用所谓的“世界标准”。“全球化”表达了竞争社会中全新的多方位变革，作为形成人类智慧的核心——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应该如何在日本以及全世界的大学进行呢？本文追溯了日本博雅教育的简史，重点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相关改革与发展，以探索博雅教育的发展前景。 1.二战前日本高等教育和“博雅教育”的缺陷 在二战前的教育体系下，学生在进入帝国大学[1]以前，要在旧制高中接受3年正规的人文教育与博雅教育。一进入大学，学生就被要求在毕业前接受3年的专门化(specialized)或专业化(professional)教育。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等一些比较有名的私立大学和像东京商科学校(the Tokyo College of Commerce)等之类的公立学大学提供3年的预科课程，以为接下来的正规的专门化或职业化课程提供充分的准备。 一般来说，这些在二战前旧的教育体系中形成的日本大学都受到欧洲大陆大学模式的影响，特别是受德国大学的影响，其典型特征是专业研究与教育相结合。于是，专业研究活动比单纯的教学受到更多关注。所谓的人文教育与自由教育则在旧制高中或大学预科进行，为进入大学做准备。 为了与西方国家竞争并取得成功，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迅速建立起现代军事体系，同时鼓励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以提高经济实力。帝国大学最初作为国家机关而建立，要求通过教育与研究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这种国家主义的大学目标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来，大学渐渐地纳入到极端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系中，天皇至高无上。在这种情况下，二战前日本大学的基本特征是强调某些特定领域(或学科)的研究和教育。历史证明这种方式最终导致了惨重的损失。 有一件事详细地解释了二战前大学教育的弊端。1937年，日本军队占领中国南京，东京帝国大学作为当时全日本最好的大学，举行了一个仪式以庆祝这次胜利。那时该校的许多学生是第一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在第一高等学校接受了博雅教育。特别是许多优秀的精英在第一高等学校教学，如新渡户稻造和内村鉴三等，他们是当时的自由基督徒与学术界的代表。博雅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智慧，丰富情感，养成相互理解的同情心和宽容的态度，深入思考人类的价值与尊严，并形成推动这种价值与尊严的人文观。然而，不管是在优秀精英的教导下还是在一定的博雅教育培养下，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们都不能准确判断局势——日本即将爆发战争，也无法预想在南京发生了什么。连日本“最优秀的”大学都显露出这样的缺陷，大家不难想象当时日本其他学校的境况了。 2.二战后的新大学体系和“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二战后的1947年，为了实现教育体系的民主与平等，日本改组、整顿了高等教育体系和整个旧的教育体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将二战前复杂的双轨制变革为单轨制。这种新的民主化体系最终促使更多高中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当然也推进了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教育内容改革(或课程改革)伴随着体制层面的改革同时进行。基于对上述过去的错误与不善管理的反思，日本开始进行教育改革。 在讨论大学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一些观察者试着界定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并明确其重要性。当时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东京商科大学校长上原専禄(Senroku Uehara)指出，二战前大学教育的缺点在于不仅“伪自由教育(pseudo-liberal education)中缺乏专业教育意识”，而且“伪专业教育(pseudo-specialized education)中缺乏自由教育意识”。[2]上原校长认为，“大学教育人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克服之前的缺陷，自由教育旨在培养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智慧，并期待人类智慧与能力的多样发展”。[3]同时，上原校长强烈批判在完成自由教育之后才提供专业教育的教育结构，认为这是违背自由教育理念的悖论。另一著名学者、原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Shigeru Nanbara)也重申在大学教育中实现人文理念的重要性。他认为，二战前大学教育使学生形成了低层次的学习态度并使他们趋向权力与实用。为了克服这些缺点，他强调大学应该培养“人文理念”，大学的新使命是“不仅培养智力，而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们性格与深刻而丰富情感的养成”。[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