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谈中国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使我想起82年前，也就是在1926年上海交通大学30周年校庆上，老校长唐文治先生曾经说过的话：“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在各方面都要争创一流。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时代赋予当今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历史责任，也是历代中国大学人所孜孜以求的梦想和夙愿。 中国要不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这一问题的答案早已达成广泛的共识，目前大家所关心的焦点是如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我围绕“中国研究型大学如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谈3个问题，一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能否后发而先至？二是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有哪些后发优势？三是我们如何才能充分发挥这些后发优势？ 后发先至：新兴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路径 在现代化研究中有一种后发优势理论（Late－developing Advantage Theory），指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借鉴先行者的经验、技术，跳跃过先行者必需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早期阶段，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历程，如日本在二战后的现代化进程中节约了2／3的时间和9／10的研究经费。 我认为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面也存在着后发优势的现象。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牛津、剑桥、巴黎、哈佛、耶鲁等老牌一流大学，它们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长期的文化积淀和经久不衰的学术声誉。另一类是在近现代涌现出来的一批新兴研究型大学，如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这些学校都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抓住机遇，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跨越式发展，跻身于世界一流的行列。这些新兴研究型大学的快速发展阶段具有以下若干相似的特征： 新兴研究型大学的迅速崛起与新科技革命紧密关联。 19世纪中叶的化工技术革命，催生了一批德国研究型大学；19世纪末的电力革命和20世纪30年代的原子能技术以及二战后的计算机技术，使得一批美国大学跻身于世界一流；而电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则使得日本的研究型大学迅速崛起。 新兴研究型大学的迅速崛起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紧密关联。 一般而言，研究型大学适度超前发展有利于国家的崛起，同时国家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新兴研究型大学创建世界一流的最佳时期。目前，世界500强大学内的德国大学共有42所，其中有27所是在1860年前，即德国崛起前期成立的，占总数64％；而168所美国的世界500强大学中有135所是在美国崛起的1776～1945年间成立的，占总数的80％；34所日本的世界500强大学中97％成立于明治维新到大正景气（1868～1918年）和二次大战后这两个日本历史上快速崛起的阶段（见右下表）。从战后成立的世界500强大学的国家分布来看，美国23所、日本19所、德国11所，分别位居世界的1～3位，这也与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相吻合。 新兴研究型大学所在国均积极支持研究型大学的发展。 普鲁士惨败于拿破仑后，在巨额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下，依然拨出大量钱款和宫殿来建立柏林大学，并且由国家全额资助所有大学的办学经费，使得一批以柏林大学为首的研究型大学迅速崛起，成为19世纪世界科技的中心。 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联邦政府就开始对大学投入资助，战后联邦政府进一步将科研经费投向创造力最旺盛、学术实力最强大的大学或研究机构。1962年，57％的联邦科研经费投向6所大学，79％的经费被前20所大学获得；1984年，排名在前100名的大学获得联邦高校科研经费的84％，前20所大学获得了55％的联邦科研经费；目前59所美国大学协会（AAU）成员校每年能获得联邦政府58％的高校研发经费。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一流大学最为集聚的国家。 1945年，日本政府以美国大学为样板重建了大学系统并确立了以部分高水平国立大学为核心的研究型大学建设思路，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坚持发展高等教育，集中有限的资源建设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来自中央财政的拨款占日本国立大学总收入的比例保持在70％～80％。1987年以前，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几乎被国立大学所包揽，培育了一批研究型大学，为日本的崛起提供了人力和智力的保障。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只要大学能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抓住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就完全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后起之秀。 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特别是近10年来，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办学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学科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师资的学术背景明显改善，学术能力显著增强，国际声誉不断提升，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迅速缩短。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较好地发挥了后发优势。 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以平均9.8％的年增长速度快速发展，从一个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6％，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实体。经济增长模式也正逐渐从生产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变。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使得社会对人才和智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国际经验也告诉我们，经济的快速增长期也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最佳时期。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依然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20年前后会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届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研究型大学也会受到更多的国际关注，为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