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全人教育与通识教育论析 袁广林 周巧玲 全人教育作为对现代教育“非人化”回应的一种教育思潮，主张教育要以人的和谐发展为导向，培养具备整全知识、完备人格以及拥有正确价值观和积极人生态度的“全人”。20世纪70年代，北美兴起了全人教育思潮，近年来，也引起中国大陆教育学者的关注。全人教育是出自于对人类和生态环境的终极关怀，超越了狭隘功利主义和功能主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不仅包含着人的各项素质的全面发展，而且蕴含着一种更为广阔而博大的世界观。它为解决当下社会发展问题，消除发展危机，实现人、社会、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贵而有效的实践路径。教育主要是通过传授知识和训练技能来培养人的，作为“完整的人”或者“全人”，知识的学习必不可少，传授知识的种类及其配置方式对造就学生健全的人格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课程的设计是全人教育得以推行的重要媒介。而通识教育就是从人类文化知识的角度，通过跨学科的互动和知识的整合，给学生提供广博的知识基础和宽广的知识视野，进而达到人格的完善。这正是全人教育所追求的教育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全人教育是通识教育的目的，通识教育是实现全人教育的有效途径。因此，大学应在全人教育思想指导下进行通识课程设计，实现通识与专业的平衡，进而达到学养与人格兼进，最终实现形成睿智、达于至善、成为完人的教育目标。 摘自《现代大学教育》（长沙），2008.5.6～10 影响北京市属高校科学定位的环境因素和对策 徐宝力 在市属高校的“十一五”规划中，一些学校的定位存在“求全”、“攀高”、“趋同”现象，这除了学校自身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些体制和机制因素成为学校定位艰难的原因。影响市属高校科学定位的环境因素包括：（1）高等教育的高速普及化和管理体系变革的严重滞后。精英式的高等教育已经变成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但高等教育的管理体系没有大的变革，还是唯一的、精英式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2）政府引导的目标和配套的制度、机制严重“错位”。例如：政府要求学校不要盲目攀比，但政府组织的评估却是按一个标准把学校分出高低。再如：一方面北京市政府要求各市属高校要控制规模，强调内涵发展，另一方面很大比例的财政拨款是按在校学生数拨付，招生越多，得到的财政经费越多。（3）大批学校划转地方也是高校定位问题引起关注的因素之一。（4）现行高校入学制度也在不同程度上使市属高校难安其位。引导市属高校科学合理定位的对策包括：（1）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宣传力度。（2）要加强分类指导，改革管理体系。其目的是逐渐淡化学校的层次，强调不同类型学校的不同特色，既不冲击高水平大学的定位，又使低层次学校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3）要加强对划转院校的指导。这些学校在调整服务面向的过程中，其师资队伍、学科专业、教学条件、科研方向等各方面的转轨都需要时间。如何适度地保持原有的学科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又能尽快地实现为首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需要政府部门的指导。（4）改革现行高校入学制度。（5）建立多元化的评估体系。 摘自《北京教育》：高教版，2008.12.4～5，26 面向就业市场的本科课程结构设置：一种经济学观点 徐钧 傅红涛 龙世立 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大学生面临两难选择：是多学习通识课程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还是多学习专业课程以便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能力?从而提出了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如何适应市场需求的问题。本文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本科阶段的专业课程与通识课程结构设置比例问题。研究分为两部分，一是研究怎样的课程结构具有更高的学习效率，二是研究大学生具有什么样的专业知识结构与就业市场的匹配效率更高。基于经济学观点的分析表明，专业化教育可使大学生获得从事专业型工作的优势，而通识化教育使毕业生在获得专业混合型工作上占优，因此专业课程设置比率应该与该专业毕业生从事专业型工作的就业率正相关。本研究中，某些高校专业课比率的波动趋势与专业就业率变化不完全一致，大致是以下因素影响所致：（1）研究生招生比例影响专业课比率。（2）高校特点或学科发展特点影响专业课比率。法学专业就业率较低，但各高校法学专业的专业课比例相对本校其他专业都属于较高水平，这反映出各高校尊重学科内容完整性的特点。（3）高校某专业水平在业内的学术地位影响专业课比率。一般来说，某专业的专业课比例越高，反映该专业在高校内部受到的重视程度越高。（4）专业课比率还与相应产业在当地的发展水平相关。（5）其他因素，如数据统计方法的局限性的影响。结论是：如果某专业本科毕业生有较多从事专业型工作的机会，学校应该为该专业学生开设较高比例的专业课，尽可能提升学生的专业化劳动生产能力；如果某专业本科生从事专业性工作的机会较少，那么该专业本科生应该接受更多的通识课教育，提升综合能力。专业课程设置比率应该与该专业毕业生从事专业型工作的就业率正相关。 摘自《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京），2008.5.22～28 取消博士生学制是维护博士学位尊严的根本措施 欧阳志远 博士学位贬值已成为中国教育的一大内伤，对教育的各个层次都产生了严重的示范效应，也对社会风气产生了严重影响，学位制度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学制改革要借鉴国际社会对博士学位进行严格控制的精神，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改革道路。博士学位贬值的根本原因，在于博士学位申请者与培养单位和指导教师之间的直接利益相关性，因此取消博士生学制是维护博士学位尊严的根本措施。博士学位制度的改革方案有以下三种选择：第一，建立类似于俄罗斯的学士—硕士—副博士制。把现行的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变为攻读副博士学位研究生，获得副博士学位之后，经过工作实践，凭科研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答辩资格。通过论文答辩，授予博士学位。第二，在博士学位之上设立高级博士学位。就是说现有的博士生学制保持不变，在获取博士学位之后，通过一定时期实践，凭科研成果申请高级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资格。论文通过答辩后授予高级博士学位。第三，取消博士生培养制度。学生在获取硕士学位之后，进入社会实践，经过几年的学术积累，待积累一定的科研成果，再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提交学位论文，申请答辩。以第三种方案比较彻底，改革以后，仍然保留三级学位制，博士学位申请者，可以根据需要选取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以科学助理的身份师从相应的专家或专家组进行研修。在博士学位的获取上，专家的作用仅限于论文推荐，对答辩结果并不承担连带责任。这样，就会促使学位申请者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学业，使投机行为得到有效阻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