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研究

      近二十年来，高等教育全球化一直是东亚国家讨论的热点问题。中日两国是东亚高校数量、招生人数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急剧增长，导致高校数量、学生人数急速扩张。这一趋势使质量保证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主要问题。中国承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开放高等教育领域，这对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采取措施提升研究型大学质量，以期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国际化被视为提高中国研究型大学质量的一种策略。

      日本作为东亚经济的领头羊，在国外留学的学生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最多的，国内高等教育机构的留学生近10万人。日本对国际化问题的讨论要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初，但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和实质内容的讨论自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变化。近年来，日本经济的全球化、与东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社会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境外教育和远程教育项目的增多促进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其关注重点更多地转向日本大学的质量保证和国际声誉以及对国际化努力的监控和评估。

      尽管中日学者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进行了积极讨论，但对于两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经验的回顾和比较研究还较缺乏。研究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的文献，发现其中对于国际化的概念、目标及其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潜在影响存在许多不同的论述。对这两个国家有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有必要进行概念澄清。另外，考虑到中日在全球共同体中的重要性以及跨境学习的潜在效能，也有必要总结两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特征和经验教训。进一步考察中日两国的研究文献，则发现两国在国际化努力方面有着不同的历史。对中日两国的比较有助于明晰两国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方面的异同，也有助于凸显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特征。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的主要理论分析框架一直基于欧洲、北美、大洋洲国家的文献。换句话说，尽管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学者一直在积极探讨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但他们的成果在理论著作中并没有得到反映。对中日两国研究经验的文献回顾将展现两国学者的学术贡献。

      文献综述框架如下：第一，呈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分析框架；第二，运用这一框架分析中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特点；第三，比较中日高等教育国际化经验的异同；第四，总结主要研究结论和未来研究方向。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的分析框架

      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概念的研究显示，这一概念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中具有某些一致性，也经历了独特的变化。美国学者布茨(Butts)认为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应该涵盖国际化的课程内容、培训流动、跨国研究、研究者和学生的跨国流动、保证教育扶持与合作的国际体系。这一概念被很多北美及欧洲学者在研究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时所借用。

      加拿大学者奈特(Knight)把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研究和服务功能中整合进国际的或跨文化的维度的过程”。奈特与荷兰学者迪威特(De Wit)一起探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驱动力和受益者。他们提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学校层面的改进策略，认为国际化过程需要两个互补的策略来提升和维持大学的功能：项目策略和组织策略。他们还列出了这两个策略的要素，用以指导高等教育机构改进其国际化能力。迪威特、奈特的定义以两人合写的著作在国际组织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引用。

      美国学者汉森(Hanson)和梅耶尔森(Meyerson)把高等教育国际化视为大学校园更为国际化的努力。梅斯腾豪萨(Mestenhauser)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把国际教育整合进课程的过程。其他一些美国学者把目光转向高等教育的产品，即大学毕业生。1996年，国际教育管理者协会(AIEA)一个工作组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应该反映出学习结果的变化。培养具有国际合作和竞争力潜能的优秀毕业生应该成为未来许多领域国际化的核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一直在讨论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及其影响。奈特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定义修正为：“在中学后教育的目的、功能或安排中整合进国际维度、跨文化维度或全球维度的过程。”这个定义增加了全球维度，涵盖了具有争议的全球化主题。阿尔特巴赫(Altbach)与奈特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机和现实问题。他们特别关注跨境高等教育项目和国际高等教育商业化，告诫大家高等教育国际化应该造福公共福利，不应仅仅成为追逐利益的手段。

      在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中也能看到高等教育国际化概念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学者喜多村(Kitamura)提出从三个角度界定高等教育国际化：一国文化的可接受性；不同国家、种族、文化背景下信息的可交流性；组织的开放性。20世纪90年代末，当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联系起来讨论时，喜多村也对之前提出的概念进行了补充。他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意味着以探寻策略来应对全球化浪潮冲击、寻求缓解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方法。与喜多村更新后的概念一样，阿部美哉(Abe)也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大学用来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其影响的策略和措施。阿部美哉认为策略和措施是国际化的核心要素。

      江渊(Ebuchi)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过程。他区分了“基于现象的国际化”和“基于目标的国际化”。基于现象的国际化指的是人员的流动、保证学分和学位的制度、大学管理规则、合作活动标准、国际研究和教育网络。基于目标的国际化指的是大学在这些领域的努力和进展。黄福涛持一种过程取向，他把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为“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机构间进行多种教育和研究交流活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