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力就没有大学的持续发展。没有大学校长对大学的忠诚，就没有大学领导力的提升。大学是大学校长延长的影子。① 无论是坚守还是变革，大学自身的状态往往可以从校长的行动中找到注释。作为行动者，大学校长无时不处在选择之中。很多时候，校长不仅是在正确和错误之间选择，而且也在正确和正确，或错误与错误之间选择。在正确与错误之间选择依赖于界定良好的原则，在正确与正确之间选择取决于大小、远近利益的识别与取舍，而在错误和错误之间选择，则只能归于个人对组织性质和内外环境的严重色盲。常规运转可以检测校长的一般品质，而困局则是校长领导力的测量天平。大学校长的角色注定了他必须在困局中腾挪，在困局中抉择，在困局中突围，在困局中更生。 困局一：私域与公域的时空争夺 个人是私人和公人两个集合的并集，私人和公人是个人的两个面相。个人由其“注意力”和“影响力”界定。注意力反映个人内部的价值焦点，包括关注范围、关注项、关注项的先后排序和关注深度。影响力反映个人外部的关系指数，包括影响内容、影响形式、影响范围、影响深度等不同维度，是个人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的函数。私人是注意力集中在私域，影响力限制在私域的个人面相。公人是注意力集中于公域，影响力在公域辐射的个人面相。尼克松（Richard M.Nixon,1913－1995）曾说“公共人物必须铭记，当所及问题涉及个人而不是公共政策时，他的用处失效。”② 当他这样说时，显然是将个人与个人的私人面相等同。他所说的公共人物指涉社会中的特定群体，而非任何个人所具有的公共属性。事实上，任何公共人物在特定场景中都是以个人出现的。不能将私人和个人混同，也不能将公共人物和公人混同。在私人和公人之间存在多种不同的集合运算。当交集为零时，私人和公人相切，私域和公域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互不僭越。但是，在个人时空给定的情况下，私人越大，公人越小。当交集大于零时，存在“相交”和“包含”两种可能。相交即存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私域和公域重合，但同时存在着不相重叠的部分。就包含而论，存在三种可能。1.私人与公人完全融合，彼此没有边界，私域有多大，公域就有多大；或公域有多大，私域就有多大。关注私域就是关注公域。这种类型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原型，古代帝王是近似代表。2.私人包含公人，私域大于公域，公域置于私域之中。其原型代表是封闭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由民”。3.公人包含私人，公域大于私域，私域镶嵌在公域中。其原型是承担各类公共责任的“公共人物（Public Man）”。公共责任越大，公域越大，私域就越小。私人和公人的交集状态，刻画了个人的生存格式及其所处社会的图景。个人的注意力在私人和公人之间的分配，个人影响力的形成及其性质（正负影响），个人对私域与公域所做的时空界定与安排，反映了个人的价值观。 大学校长是公人和私人的集合体。从给定的社会角色看，大学校长应该是公人包含私人的“公共人物”。他是大学和社会之间的中介。校长对私人和公人身份的意识自觉，他在私人身份和公人身份间如何选择，在私域和公域之间的时空分割上如何安排，以及作为公人在公域内不同责任间的时空分割的方式，是对其价值观的鉴定和对其领导力的考验。像任何公共人物一样，大学校长的私域和公域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一旦在校长的岗位上就职，就要开始双重生活：校长的象征性生活和作为私人的个人生活。二者的边界越来越模糊。”③ 公域对私域的蚕食和私域对公域的渗透，反映了大学校长生活的动态特征。在常规环境下，公域和私域的时空争夺虽然存在，但二者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校长对边界有一定的掌控能力。但是在非常时期，日常生活节奏打破，私人在公众面前曝光，私域与公域的时空争夺加剧，公域瞬间膨胀，私域受到挤压。而在公域内，对不同需求进行注意力分配变得对事态发展休戚相关。不但校长对私域与公域的边界掌控难度增大，而且，对公域内不同事项的优先顺序的掌控难度增加。以常态下的时空分割态度响应非常时期的外部事件，无不使校长陷于被动。1969年4月19日康奈尔大学发生了黑人学生持枪占领斯特莱特大楼（Straight Hall）的事件。这一方面是美国民权运动和种族身份觉醒的一个缩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校行政应对非常事件时策略上的局促。时任康内尔大学校长的珀金斯（James A.Perkins,1963－1969任职）有着耀眼的履历。他1934年毕业于桑斯莫学院（Swarthmore College），1937年在普林斯顿获得博士学位。二战期间，在物价管理局和外务经济管理局供高职，穿梭于华盛顿与欧洲之间。曾任桑斯莫学院副校长，分管学术事务、公共关系和筹资。到康奈尔就任校长之前，任卡内基公司副总裁和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副主席。他还是多家机构的董事会主席或成员。其中一个，就是联合黑人学院基金会主席。在康奈尔大学上任后，他致力于实用科学的发展，致力于扩大黑人学生的入学率，成绩明显。这样的经历理论上应该足以让他对私人和公人在时空上的争夺有所体认。在1969年4月危机早期，他曾深夜不期接到一位黑人学生领袖的电话。由于当时生病卧床，由夫人代接，电话因两端情绪性争执而挂断。在危机爆发后，他撇下为应对危机而苦斗的同事，为筹资和银行家聚会。在危机高潮时，当同事在商讨和持枪学生如何谈判的关键时刻，在现场的他因和董事会主席进行漫长的电话沟通而未关注眼下的决定。后来在看到获得普利策奖的学生持械昂首阔步和他的同事走出斯特莱特大楼的照片时，意识到舆论危机。他源于贵格会的“和平主义路线”避免了因警察介入而发生类似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流血冲突。但在处理学生违纪问题的决定上，置教师因屈服于学生武装压力而改口的尴尬境地，法律系教授随后联名提交不信任信，他被迫辞职。在学校处于学生运动非常时期，在对私域与公域的划界，对公域“侵入”私域的反应，以及对公域诸事务的优先排序和处理方式上，他采取了常规应对策略。在常规时期，珀金斯被描述为隐身校长，在校园里看不到他的身影。他的足迹在校外，大学常常在他的身后。④ 如果他面向大学，那么身后是无限延伸的社会。如果他面向社会，身后是他所领导的大学。大学是在他的身前还是身后，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态度。面向大学，注意力在大学，大学事务列为“公人”的首要日程，必要的社会活动也是指向大学发展，而社会影响是副产品。如果面向社会，注意力在社会，大学事务处于“公人”的次级议事日程，社会影响则是主产品。而无论大学在身前还是在身后，大学校长的私域和公域一消一长，私人让位于公人，公人主宰个人生活。1973年，当珀金斯回过头重新审视大学校长的角色时，终于认识到校长的个性特征将逐步淡化，校长日益变成一个“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⑤
